推进基层民主建设的有益尝试
--泰兴市开展“村民直评村官”活动侧记
泰兴市元竹镇党委书记 刘 辉
在第三批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泰兴市率先在全国开展了“村民直评村官”活动，泰州市在全市范围内予以了推广，全国各大媒体纷纷聚焦这一做法，由此带来了一股“冲击波”。李源潮同志亲自作出了批示，“江苏泰州探索村民直评村官的效果很好，这是在党领导的村级民主自治机制实行的有效监督做法之一，是否可考虑让有条件的地方都试一试。”窃以为“村民直评村官”评出了民意、民主、民生和活力。
一、“村民直评村官”产生的背景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指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集中统一是党的力量保证。”提出“坚持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优良党风促政风带民风，形成凝聚党心民心的强大力量”，要求“大兴密切联系群众之风、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大兴艰苦奋斗之风、大兴批评和自我批评之风。”曾几何时，党群干群关系被亲切地称为“鱼水关系”；不知从何时开始，一些地方、少数干部宗旨意识不强，群众观念淡薄，作风漂浮，方法简单粗暴，有的滥用权力，甚至搞腐败，党群干群关系变成了格格不入的“油水关系”。加之现行村干部考评、监督机制主要由少数村民代表、党员代表参与，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面对新形势、新情况、新任务，如何促使村干部心系群众，深入群众，服务群众，强化监督，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成为提升基层党建工作科学化水平的重要课题。“村民直评村官”活动，初步探索出了一条尊重民意、关注民生、创新考核机制，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新路径。
二、“村民直评村官”的做法和运用
1、“直评”的主要做法。“直评”活动主要包括“公示、走访、述职、质询、测评、整改”六个程序：一是“公示”。提前一周将“直评”活动的时间、地点、对象等内容通过村务公开栏、广播、入户通知等形式告知全体村民。二是“走访”。村干部广泛征求村民的意见和建议，形成述职报告。三是“述职”。召开“直评”大会，所有村干部报告勤廉情况。四是“质询”。述职结束后，参会村民当面提问质询，被质询的村干部必须当场作出答复或说明。五是“测评”。参会村民对所有村干部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现场测评并公布结果。六是“整改”。明确整改时间，落实整改责任人，并建立质询事项反馈和公示制度。
2、“直评”结果的运用。“直评”活动一般一年组织一次。“直评”结果与报酬待遇挂钩，并作为年度考评、考核奖惩、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
三、“村民直评村官”取得的成效
1、联系群众，“评”出了民意。“直评”的做法，村民是评判的主体，是“考官”，处于主体地位，体现了“当家作主”的权力；村干部是接受评判的客体，是“考生”，处于从属地位，体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姿态。“直评”活动促使村干部由“向上看”变为“向下看”，由“围着领导转”变为“走进群众”，由“为领导工作”变为“替群众办事”，为密切联系群众、尊重社情民意提供了较好的载体。
2、强化监督，“评”出了民主。通过“直评”活动，群众对本村的发展规划、发展目标、资源利用、社会事务管理、公益事业兴办、新农村建设等方面的情况有了全面的了解。同时，让村干部的工作“晒”在阳光下，工作的态度、成效和群众的满意度等，一目了然。“直评”要求村干部对群众负责，为群众谋利益，自觉把自己的工作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变少数人监督为多数人监督，有利于推进基层民主，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我镇蒋堡村，参与现场“直评”活动的村民达816人，是过去村民代表、党员代表总和的18倍。我镇蒋堡村村民蒋文清说：“现在村干部不好当了，要过‘群众关’，像这样的活动要年年搞。”
3、以人为本，“评”出了民生。“直评”活动中，代表最为关注、反映最为强烈的，主要是涉及发展、民生和矛盾纠纷等方面的突出问题。“直评”活动有利于促进基层组织和村干部积极创造条件，推动道路、桥梁、饮水、农田等公益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民生”问题的解决；推进乡风文明，维护安全稳定，及时把将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和萌芽状态，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泰兴镇三阳村村民赵金华质询的星港南路改造问题，直评结束的第3天，村两委会就协调有关力量，开始组织实施。赵金华说：“这是我们三阳人朝思暮想的一条路，也是通过这次直评，修了一条通向民心的路。”“直评”活动还为乡镇党委政府密切联系群众、了解社情民意搭建了平台，我镇对全镇“直评”活动征求到的意见进行了梳理，针对群众普遍反映的敬老院建设问题，今年多方筹措78万元资金，改扩建镇敬老院。据统计，泰兴市通过“直评”，群众提出的5575件质询事项已有4349件得到了落实。
4、提升执行力，“评”出了活力。一是增强了基层组织的凝聚力。“直评”体现了以群众为中心、以民生为重点的核心价值体系的形成，有利于凝聚民心，集中民智，发挥民力，形成科学发展的合力，增强村级党组织的凝聚力。二是有利于科学决策。“直评”的做法，能够真正把群众合理化的建议和呼声纳入决策中，变少数人决策为多数人决策，使决策更科学，便于方案的宣传、贯彻和执行。三是切实转变了干部作风。“直评”活动不留任何情面，“直评”结果运用的严肃性，使村干部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许多人形容“很紧张”、“直冒汗”、“如坐针毡”。“直评”产生的导向作用十分明显，促使村干部不断增强群众意识，注重深入基层，察民情、解民忧、帮民富，从根本上转变思想观念和工作作风，更好地履职尽责，增强执行力，提升农村工作科学化水平。根据“直评”结果，结合考察情况，泰兴市先后对32名优秀村党组织书记通过“进班子、提职级、变身份”予以提拔重用；对群众满意度低，被评议为“不称职”的16名村干部进行了组织处理，在全市引起了强烈反响，尤其是给那些作风不实、绩效不明显、群众基础较差的村干部敲响了警钟。
学习心得体会
涟水县南禄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 洪长坤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四中全会，全面分析形势和任务，认为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进一步研究和部署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对于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有效应对国际内复杂形势，保持经济稳定较快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我个人认为，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主要研究的是加强党的建设，发展党内民主，遏止党内腐败等问题，通过近日系统学习，其体会如下：
党建问题是关系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课题。只有不断解决好这一课题，才能保证我们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
聚焦党建离不开对现实问题的准确判断。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进，正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向前迈进。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一方面社会飞速发展，一方面问题频繁出现，如何化解矛盾、促进发展、实现和谐，可以说，这是摆在执政党面前的重要课题。
党要适应这样的新形势，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更好地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实现党的十七大描绘的宏伟蓝图，必须认真系统地总结党的建设的经验和教训，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进一步巩固、加强、扩大党的执政基础。
十七届四中全会的重点之一是中共如何加强自身建设，特别是如何推进党内民主发展。“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这是十六大报告就提出来的；十七大又明确提出“尊重党员主体地位”。可以说，推进党内民主发展的原则问题、理论问题已经解决，现在是如何更好地实现和完善党内民主的问题。
比如说，如何实现党务公开问题，如何实行党内民主选举问题，如何实行党内言论开放问题，如何解决党内出现的官僚化问题，等等。尤其是对权力实行制约，这是克服党内大权独揽，实现党内民主的重要途径。目前一把手的“一言堂”问题既很普遍也很严重，党内民主多流于形式。在权力制约与监督上，我们一贯坚决反对借鉴“西方那一套”，但中国特色的有效权力制约体制与机制怎么建立，还需要认真研究。党章中增加了党务公开、巡视制度等内容，所有这些，都在此次十七届四中全会中得以体现。
另外，反腐问题将是十七届四中全会热门话题之一，也是此次全会备受各界高度关注的另一原因。反腐败是十七届四中全会亮点之一。从社会现实看，近些年来，党员干部腐败大案要案频发，前腐后继，连延不绝，不仅高层干部中有、中层干部里也有，基层干部也都发生过，有些乡镇干部受贿的数额也高达几百万，够惊人的。
腐败直接影响社会公平与正义，已经成为人们最深恶痛绝的政治弊端，久受诟病，最容易激起民愤，所以这个问题人们不能不关心。希望我们党能进一步加大反腐力度，卓有成效地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十七届四中全会研究反腐问题也是众望所归，深得人心，希望能有个令人满意的效果。
总之，在笔者看来，十七届四中全会，这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全国执政60年后的一次会议，这是国内外局势复杂多变时期的一次会议，这是金融危机下的一次会议，这是发展调速，民生需求多样，就业压力加大情况下的一次会议，这也是共和国60岁生日之际一次意义非凡的会议，更重要在本次会议中“研究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问题”是重要议程，从1994年9月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到2009年9月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时隔15年，作为有60年全国执政史的中国共产党，其中央委员会再次全面研究部署党的自身建设，其重大意义不言而喻，备受各界高度关注便是在情理之中了。在此，我决心以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针，在认真学习贯彻好全会精神的同时，把自身的工作和全会精神有机地结合起来，用全会精神指导工作，为地方经济又快又好发展作出应有和贡献。
浅析民主与村民自治
邳州市赵墩镇党委书记 王新
一、中西方民主差异比较
1、中西方民主的区别
中国的民主与西方民主的区别，首先在于两者的对象和出发点不同，要解决的问题和要完成的任务不同。
近现代的西方民主，产生于反对封建专制王权的资产阶级革命。当时，逐渐在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政治上没有权利，受到王权的压制。因此，西方民主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限制王权，保障资产阶级的权利与自由。在后来，这演变为今天西方社会中的限制国家权力与保障社会自由、权利，即今天人们常说的权力与权利的问题。总之，权力和权利关系问题是西方民主的核心问题。
而中国的情况就不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政治制度产生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奴役，争取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之中。在旧中国，几乎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都欺负过我们。当时，仁人志士痛感中华民族犹如一盘散沙，任人欺凌宰割。因此，中国人要独立、要自强，惟一的办法就是要把民族凝聚起来，把人民团结起来。是中国共产党把中华民族从水深火热中解救了出来。而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其根本作用就是凝聚全民族的力量，使中国人攥成一个拳头！因此，中国的民主具有很独特的性质，它更强调集中、有秩序和有领导。中国民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团结人民，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团结人民、凝聚力量，是中国民主的核心问题。
综观世界，任何国家的民主，都离不开那个国家的历史和国情。只有从具体历史和国情出发，才能认识和理解政治制度的变迁，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的民主是这样的，而西方的民主又是那样的。
2、西方民主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一人一票、普选、政党轮替”，是西方社会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民主的标准。但是我们看到，近年来，实行西方民主模式的国家如肯尼亚、黎巴嫩、巴基斯坦、孟加拉、菲律宾、格鲁吉亚、尼日利亚、斯里兰卡、蒙古等发展中国家，危机频繁，动荡不止。为什么这些国家的民主没有带来人民所期盼的和平与繁荣，反而成了各种危机的成因呢？它们的民主出了什么问题？“一人一票”真的是与公民的权利、自由相等吗？真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吗？历史早已给出了答案。最典型的例子当属德国的希特勒，他的纳粹党利用德国人民对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各种不满，采用民粹主义手段，轻而易举地在1933年获得了37.4% 的选票，成为德国议会的第一大党，以理性著称的德国人结果选出了仇恨人类的希特勒执政，最终不仅给德国带来了灭顶之灾，也差一点毁掉了整个西方文明。
我们再来看看印度、博茨瓦纳、哥斯达黎加、菲律宾及美国黑人自己在非洲创立的民主国家利比里亚，美国家门口的海地，还有今天这个倒霉的伊拉克。这些国家确实实行了西方民主制度，但博茨瓦纳是一个人口才170万的小国，没有出现过大的动乱。且这个国家资源非常丰富，民族成分相对单一，但即使有这么好的条件，博茨瓦纳至今仍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人均寿命不到40岁。 哥斯达黎加也是一个小国，人口才400多万。相对于中美洲其他国家，政治比较稳定，经济也相对繁荣。这个国家90%以上的人口是欧洲人的后裔，各方面的起点不低。但也是一个相当落后的国家，而且贫富差距很大，人口中百分之二十还处于贫困状态。印度要比中国要落后至少20年，甚至30年。等等，纵观这些国家，或贫穷或动乱，所谓西方式的民主并没有给它们带来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化。另一方面，从世界的经验来看，没有一人一票而有法治和广大的中产阶级，一个社会也可以运作得很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香港，仅有一人一票，没有真正的法治和广大的中产阶级，民主的品质也一定不高，出现劣质民主的概率极大。典型的例子是肯尼亚最近的大选出现了争议，既没有具有公信力的司法体系来裁决，又没有强大的中产阶级支撑社会的稳定，于是不同的派别和部落就开始了厮杀。上述的那些陷入民主困境的国家，都是例证。
因此，把本应该是内容丰富、文化深厚、操作精致的民主大大简化，把经济发展、教育水平、法治社会、公民文化这些优质民主的基本要素变成可有可无的东西，认为惟有一人一票的“程序民主”才代表真正的民主，其结果必然导致了第三世界的劣质民主层出不穷：贪官污吏通过贿选当政易如反掌，大批政客只知道争权夺利，永远以民主的名义，行使民粹主义、部落主义和黑金政治之实，他们的国家也因此频频陷于动荡甚至战乱之中，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历史证明：只有优质民主才是人民之福，劣质民主只能是人民之灾；只有好民主才是好东西，烂民主只能是坏东西。
最后还要提一下哈耶克，他是西方自由主义理论的大师，他把民主严格界定成一种决策程序，一种手段而非终极价值，他认为终极价值是人的自由。哈耶克反对民主多数的滥用，认为即使是多数同意的决定也不一定具有合法性（比方说大部分人决定要分掉小部分人的财产）。不管你如何评价哈耶克的自由主义学说，但他在其名著《通向奴役之路》中对民主建设提出的一个的忠告值得注意。他是这样说的：“我们无意创造一种民主拜物教。我们这一代人可能过多地谈论和考虑民主，而没有足够地重视民主所要服务的价值”。哈耶克关于民主所服务的价值高于民主本身的观点，对我们今天的民主建设仍有启发。我们进行民主建设过程中应该首先考虑民主所要服务的价值，这个价值应该是国家的良好治理和人民的幸福生活。
我们应该从这个价值出发，来设计我们的民主制度，而不是为民主而民主，更不能为了迎合西方国家的认可而去投其所好。我们一定要以中国人的眼光，为解决中国人面临的问题来研究和实践民主，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中国的国运昌盛和人民幸福。我们30年经济改革的经验已经证明，中国走自己的改革开放之路，虽然也有诸多问题，但总体效果比那些跟着西方亦步亦趋的发展中国家要好得多。政治上也一样，照搬西方民主模式的发展中国家没有真正成功的，成为失败国家的倒不在少数。从这个角度说，中国只有走自己的民主创新之路。
3、中国民主的特性
从上述西方民主“失灵”的案例可以看出，民主是相对的、具体的，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绝对的、普遍适用的民主模式。中国的民主深深地植根于中国大地，因此它具有生命力。具体来讲，中国的民主具有以下四个特性：
广泛性、真实性。中国的民主是与中国人民所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使得广大人民摆脱了几千年来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的主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人民摆脱了封建制度下的人身占有和人身依附关系，拥有了自主地位和人权。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消除了因私有制带来的社会贫富的鸿沟，为实现真正的社会平等创造了条件，使广大人民第一次有可能不仅在法律上而且在事实上享有平等的经济社会权利。而经济社会权利平等为民主政治奠定了现实的基础，可以从根本上防止和消除因经济不平等而导致的政治不平等，从而防止和避免了金钱对社会政治权力的控制。
参与性。中国的民主制度以及民主实践的立足点和重心是引导和保障最广大人民群众在各个层次上参与管理国家的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民主不仅表现为人民群众选择和委托代表进行治理，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具有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利；民主不仅表现在政治过程的起点之上，也贯穿于社会政治活动的整个过程之中。毛泽东曾经精辟地指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是管理国家、管理经济、管理文化教育事业的权利。
有序性。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多、底子薄，实现现代化任务艰巨。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必须走广泛的人民民主之路，基于同样的原因，中国的民主又必须是有秩序的，强调集中统一、步调一致的民主。因为，只有建立了这样的制度，中国社会才能既有活力又有效率，实现快速、稳定、持久的经济社会发展，造福于中国人民。
渐进性。民主建设不能超越社会发展阶段，不能急于求成，不能脱离实际。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任何民主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文化基础上的，需要经历逐步发展、臻于完备的过程。中国坚定不移地积极推动民主建设，但又十分注意按社会发展规律办事，使政治民主与中国现阶段的历史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教育水平相适应，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在这方面，我们也有过深刻的教训，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脱离国情、脱离实际，错误地搞所谓的“大民主”，搞“四大自由”，结果酿成了严重的社会混乱，对中国的民主和法制造成了极大破坏。因此，中国的民主建设，只能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必须与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相协调，循序渐进。
4、“一人一票”的西方民主不适合中国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中国今天实行普选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呢？假如万幸中国没有四分五裂，没有打起内战的话，我们可能会选出一个农民政府，因为农民的人数最多。这不是对农民有歧视，我们不会忘记我们自己就是农民的根，但是连领导过无数次农民运动的毛泽东主席都说过：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一个农民政府是无法领导一个伟大的现代化事业的”。
再看看中国，走自己的路，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保持了稳定，经济规模扩大了十倍，人民生活普遍提高，虽然仍存有各种问题，有些还相当严重，但中国的崛起，整个世界有目共睹，大多数中国人也对国家的前途表示乐观。中国的相对成功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话语权，这种话语权就是可以和西方平起平坐地讲道理，你有理，我听你的，你没理，你听我的。要是都听西方的，中国早就解体了。如果西方真心想要在发展中国家推动民主，就应该认真总结自己民主发展的历史，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民主化的顺序，西方原生态的民主社会自己演变的顺序大致可以这样概括：一是经济和教育的发展，二是市民文化和法治社会的建设，最后才是民主化。这个顺序搞错了，一个社会往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现在西方却要求第三世界在民主化上一步到位，把最后一步当作第一步，或者三步合为一步，不出乱子才怪呢。
世界在进步，民主也不再是西方的垄断和特权，新技术革命又为民主提供了各种新的手段，其他非西方文化传统的国家完全有可能，而且也应该探索自己独特的民主发展道路。作为后来者，当今的中国生机勃勃。这证明了我国的民主制度是好的，是有生命力的。当然，不可否认，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仍处于初级阶段，还有许多不完善和不足之处。这些还有待于在今后的实践中不断地探索，逐步加以克服和改进。
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将从过去发达国家和今天第三世界的民主实践中汲取有益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超越西方那种狭隘的、僵化的民主观，不断推动符合中国国情的、渐进而又深入的政治体制改革，争取最终后来居上，建立一个繁荣与和谐的新型民主社会。
二、村民自治体制存在的问题
村民自治制度是与我国依法治国战略的实施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相适应的农村基层管理制度。从1980年第一个村民委员会建立，到80年代中期，各地普遍建立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村民自治的核心内容是“四个民主”，即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因此，全面推进村民自治，也就是全面推进村级民主选举、村级民主决策、村级民主管理和村级民主监督。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萌芽至1998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颁布，村民自治经历了一个渐进发展过程。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村民自治已经累积了自身可持续发展的一些基础，包括已有的基础和潜在的基础。已有的基础是指村民自治功能已经实现并累积的成果，比如制度基础、理论基础等。潜在的基础是指村民自治本身有某种功能，但由于多种原因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而且受多种因素的制约，村民自治在实践中也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和困难。
1、经济发展不均衡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观点认为，任何政治现象的发生、发展，其最根本的动因在于经济。如果说1978年冬，发端于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揭开了我国农村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话，那么1980年春，广西宜山果作村的村民委员会的成立则启动了我国农村民主化取向的政治体制改革。即村民自治是当时经济变迁的政治回应，也可说是经济变革推动了政治变革。为了适应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诸如农产品购销体制、农村市场体系、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等一系列改革相继在农村启动并完成。乡镇企业的兴起和发展壮大更为农村的市场化注入了强力剂。村民自治与农村市场经济的互动伴随了村民自治成长的始终。首先，市场经济为村民自治的推进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技术力量。其次，像马斯洛所言，经济发展满足了“吃、穿、住、行”以后，农民必然产生包括政治在内的更高层次的需求。这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例证。在当前全国东西差距、江苏南北差距的经济背景下，村民自治的成效不一，农民参与选举的热情也不一样，在苏南，群众更热心于创办企业、发展产业，不愿意参加村委会主任的竞选。他们并不是整治素质不高，而是对创业致富更感兴趣。而在苏北，村委会主任的位子却是“香饽饽”，为此兄弟相争、大打出手的现象也不罕见。这不是苏北人更关心整治，更关心村民的整体利益，更多的是为个人和家族私利。因此，对于村民自治的利弊很难用统一的标准去衡量、去评判。
2、自治主体素质较低
现代民主制度是建立在“公民”基础之上的。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它对民主的执行主体也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村民自治制度也不例外。我国的村民自治不是“村委会自治”，也非“村干部自治”，而是广大村民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民主政治和政治文明的实践，也即村民才是真正的村治主体。因此，广大村民的政治素质直接决定着村民自治的良性运行和可持续发展。从实际情况看，在有些地方，村民的民主素质还没有达到村民自治的要求。有些地方的村民公然要求村委会对抗乡镇政府；有些地方的村民拒绝履行纳税、计划生育等公民义务；有些地方的村民则在村民自治活动中违背规则，采用贿选、拉票、砸毁票箱等手段干扰村委会选举的正常进行，甚至威胁、伤害与之竞争的候选人。尤为突出的就是“宗族”、“派性”的争斗。很明显，家族大，宗族势力强的村民更容易在选举中胜出。在当前苏北农村，由于经济水平落后，农民增收渠道不宽，农民总体收入较低，村民委员会主任的位子成了抢手货。一部分人利用家族大、社会关系广的有利条件在村民选举中胜出，他们不是为广大村民谋福利，而是谋求个人私利、谋求家族利益。账务混乱、贪污腐败，最终激起民愤，导致上访案件不断。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个案，这种现象在苏北农村有一定的普遍性。另外，扩大基层民主，实行村民自治是在国家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内的自治，不是无限自治。它在给予村民民主权利的同时，也要求村民遵纪守法，履行公民义务。也就是说，村民在开展村民自治活动时，要遵守“游戏规则”，既享受权利，也尽到义务。这就是民主素质。如果说借民主素质问题剥夺村民的民主权利是错误的，那么忽视村民群众中的低文化水平、小农意识等缺陷也是不正确的。空泛的说教对村民民主素质的提高毫无益处。村民群众只有在民主的实践中才能逐步感悟民主、掌握民主，进而提高素质。这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
3、司法保障不健全
制度问题的重要性没有任何人去怀疑。早在1980年代初邓小平就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村民自治的立法建制架构分为三个层面：国家层面，包括《宪法》中的规定、《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民政部制定的行政法规和文件。地方层面，包括省（市、自治区）、地市、县（市、区）和乡镇几个层面制定的法规、文件和方案等。村级层面，包括《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等。这就是村民自治主要的立法建制框架。只有在有效的司法体系保障下，法律才能真正得到贯彻实施。缺乏司法保障是目前村民自治制度遇到一个重大问题。先说村委会选举。对于选举争议，谁有最终决定权？是各级民政部门，村民选举委员会及各级选举指导机构，还是法院？在理论上是明确的。法律由立法机关制定后，行政部门组织实施，司法部门则是“裁判”，判断是否合法。但在实践中，司法部门并没有承担“裁判”的角色，即使在各级人大的选举中，司法只介入到公民使用不正当手段破坏选举，而对有关选举程序的诉讼是不受理的。，就村民自治制度的贯彻实施而言，也存在着一个“裁判”缺失的问题。另外，当村民不服从“自治”形成的决议，做出违背公民身份的事情时，如何惩罚，这样的约束机制也需要用法律的手段确定下来。
综上所述，无论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还是作为其重要内容的村民自治，其科学性、先进性和终极价值毋庸置疑，但都受地区经济差异、历史文化差异、法制差异等因素的影响，不能照搬西方模式来评判其优劣是非，也不能要求其短时期内达到某个统一的标准，而要结合国情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予以考察。
参加省委党校乡镇党委书记进修班的体会
武进区南夏墅街道党工委书记 韩家兴
作为一个来自基层的党务工作者，如何以这次参训为契机，真正使自己在思想、工作、学习、生活等各个方面有一个新的提高，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进一步创新思想观念。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在坚持和巩固正确思想理论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业余时间，努力坚持做好“三多”，即：多读点有知识营养的书籍；多学会运用理论观点撰写一些调研文章或调研报告；多运用调研成果尝试解决一些实际问题。通过这样的锻炼和积累，努力创新自己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为切实驾驭和解决比较复杂的问题奠定思想基础，为努力顺应新时代的要求提供保证。
二是进一步提升综合能力。能力就是“能够解决问题之力”。只有不断提升自身的综合能力，才能有效增强开展工作、解决实际问题的本领。通过学习，我认为至少要强化三种能力，即：协调能力、组织能力和应变能力。其中，首要的是协调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甚至是必须具备的“第一能力”。其二，要强化组织能力，一个单位、一个团体肯干事、能成事，不是靠个人的力量，而是要讲究团队合作，这就需要具备良好的组织领导水平。再者，就是应变能力。特别是在面对实施目标任务中，遇到的突发性、偶然性、复杂性的情况和问题，学会应变、讲究策略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是进一步加强学以致用。学习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应用，更好地指导实践。时代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施展本领的舞台。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把今天所学的理论知识，放到当地科学发展的实践中，加以运用，接受检验，发挥作用，这样才可能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总结提高，不断完善自我，从而不辜负组织的关心和培养。
四是进一步增进身心健康。正如俗语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一样，良好的心理素质与健康的体魄同等重要。保持健康愉悦的身心，于人有利，于己有益。其一，有利于树立正确的信念，坚定自身信仰；其二，有利于激发自身工作潜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自己的聪明才智；其三，有利于调节自我身心状态，掌握工作节奏，提高工作效能。
新的转折，新的起点，面对未来近两个月的党校学习生活，本人一定好好把握，倍加珍惜，坚持做到三点：
一是珍惜机会，认真学习。学习是进步的根基。要倍加珍惜这次学习机会，刻苦自励，奋发进取，只争朝夕，力争在有限的时间里学到更多的知识。妥善处理学习与工作、学习与生活的关系，尽可能地多花些时间、多费些精力投入到学习中去。养成勤学好问、严谨认真的学习习惯，保持积极向上、知难而进的学习劲头。善于用学到的东西分析和解决问题，做到学以致用、学用相长。
二是遵守纪律，团结互助。纪律是顺利完成学业的保证。要强化纪律观念，自觉遵守各项纪律和规章制度，党校要求做的，坚决做到；在授课时间，不迟到，不早退，不缺课；在课堂上，专心听讲，认真记录。班级是个大家庭，每个学员都是其中的一员，我们要珍视团结，互相帮助，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使每一名学员都能感受到这个大家庭的温暖，心情舒畅地学习。
三是加强党性锻炼，提高修养。党校不仅是学习的园地，也是党性锻炼的熔炉。在这里不仅可以学到众多知识，而且可以接受优良的党性党风教育。我们要充分利用受教育的好机会，结合自身的思想和工作实际，加强党性锻炼和修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主观世界。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牢记“两个务必”，不断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