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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演化经济理论
发布日期:2010-07-20 作者:马迎浏览次数:

蒋海益

  摘要:演化经济学普遍认同马克思经济理论是演化的。马克思演化经济理论主要阐述生产方式从最简单演化为复杂的过程,包括生产力(技术层面)和生产关系(制度层面)的演化过程,以及对上层建筑演化的决定作用。生产方式演化的历史阶段性特征取决于生产要素职能的演替。西方发达国家的生产方式已经从最简单的劳动生产方式演化为复杂的资本生产方式,正在向着更为复杂的知识生产方式演化。马克思重点阐述了劳动生产方式向资本生产方式演化的过程,而演化经济学重点阐述的是资本生产方式向知识生产方式演化的过程。中国目前正在经历劳动生产方式向资本生产方式以及资本生产方式向知识生产方式的双重演化。借助于演化经济学重新阐发马克思演化经济理论,不仅是中国经济学理论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需要。

  关键词:演化经济学  马克思演化经济理论  概念演化分析法  职能  生产方式

一、演化经济学语境中的马克思经济理论是演化的

  勃兴于20世纪80年代的演化经济学,作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极有可能成为21世纪经济学变革的主导力量。国外演化经济学家普遍认同马克思经济理论是演化的。理查德·纳尔逊和悉尼·温特在演化经济学的奠基之作《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中宣称:马克思经济理论中有很多是演化的,他们的某些思想与马克思的思想是很一致的,然而他们主要研究创新所带来的经济演化规律,因此没有把关于矛盾和阶级的思想运用于建立实证演化模型和规范分析。[1](PP52-53)威廉·杜格和霍华德·谢尔曼认为,马克思是19世纪第一位提出演化理论重要性的社会科学家,马克思对社会演化理论的贡献被称为历史唯物主义。[2](P4)以阿格列塔、利佩茨为代表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调节学派也可以算作演化经济学中的一个流派,他们没有把分析重点放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上,而是在马克思制度变迁理论的基础上,运用系统论方法,研究特定资本积累体制下达成协调的条件和过程。[3]

  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学者在译介国外演化经济学成果的同时,也开始研究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演化内容。盛昭瀚、蒋德鹏和陈劲、王焕祥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变迁两条进路,对演化经济学的各种理论作了比较全面的梳理,其中纳入了马克思制度变迁理论。[4]孟捷更注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之间的关系,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其范式的硬核而言并不排斥演化经济学所倡导的研究主题,未来的经济学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某种创造性的综合。[3]王焕祥主张直接发掘马克思演化经济学思想,他认为,马克思将制度(生产关系)演化和技术(生产力)变迁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构建了一个具有微观基础的、同一经济社会形态内部及不同经济社会形态之间演化过程的理论体系。[5]

  在演化经济学的语境中,虽然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演化内容备受关注,但是演化经济学家

  并没有把马克思经济理论纳入演化经济学。杰弗里·霍奇逊从科学哲学的角度为界定演化经济学的论域确立了三个标准,即本体论上是否接纳新奇性(novelty)、方法论上是否反对还原论、理论上是否广泛使用生物学隐喻;根据这三个标准,马克思经济理论即使是演化的,也不能被划入演化经济学之列。[6](PP130-132)

二、演化经济学对挖掘马克思演化经济理论的启示

  马克思经济理论能否归入演化经济学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演化经济学的视角,我们能够重现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演化性质,演化经济学的“理论上是否广泛使用生物学隐喻”这条划分标准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

  隐喻或类比是经济学用来说明经济规律的一种方法。演化经济学广泛运用的是生物学隐喻。演化经济学家通常把经济系统比喻为复杂的有机体,把经济系统的运动看成复杂的非线性运动。他们主要研究经济系统由于创新所带来的复杂运动,并运用生物学概念来类比经济现象,如用“基因”来类比企业的“惯例”,用“基因变异”来类比“创新”等等,由于创新导致新奇性的突现,经济系统极像生物演化那样会不断趋向复杂并具有不确定性。演化经济学由此正在逐步形成动态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与演化经济学相反,作为目前西方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广泛运用的却是非生物学隐喻,即机械力学隐喻。它把经济系统比作简单的机械系统,把经济系统的运动看成简单的线性运动,并演绎出一整套静态的经济学理论体系。

  在演化经济学家看来,马克思经济理论也属于非生物学隐喻,因而不能划入演化经济学之列。[6](P132)这完全是由于马克思经济理论被传统政治经济学误解所造成的结果。其实,马克思经济理论运用的恰恰是生物学隐喻。马克思始终把经济系统比作“有机体”,[7](P13)《资本论》体系实际上就是用生物进化的过程来比喻经济社会演化的过程。马克思曾经写信给恩格斯称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8](PP130-131)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也说“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7](P10)所谓自然史就是自然界的生物物种从最简单演化为复杂的历史,用自然史来作比喻,意味着经济社会形态的发展也是从最简单演化为复杂的历史过程。况且《资本论》中也不乏直接运用生物学概念来比喻经济现象的例子,比如马克思曾用“蛹化”(昆虫从幼虫变为蛹的过程)比喻商品演化为货币的过程,[7](P131)并用“羽化”(昆虫从蛹变为成虫的过程)比喻货币演化为资本的过程,[7](P182)等等。

  传统政治经济学在误解和曲解马克思经济理论的过程中,抛弃了马克思原有的生物学隐喻,移入了曾经被马克思批判过的机械力学隐喻。它把经济社会形态的发展比喻为“异化”到“复归”的机械往复运动,或者说简单的线性运动,因而人们可以凭借主观意志来控制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就像控制机械运动一样。计划经济就是这种理论的产物,当然它已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在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并不能把计划经济的失误归咎于马克思,而应归咎于误解和曲解了马克思经济理论的传统政治经济学。

  可见,马克思经济理论是演化的。笔者倡议借鉴演化经济学的演化思维方法,拨开传统政治经济学的迷障,重新整体解读《资本论》,并从中挖掘出马克思演化经济理论。

三、马克思演化经济理论的方法论:概念演化分析法

  挖掘马克思演化经济理论,首先必须重新解读马克思的方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明确了他的研究方法。马克思的方法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另一个方面是“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9](PP37-46)“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方法的内涵,“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是方法的表征。在研究《资本论》的学术圈内,对前者都比较熟悉,而后者由于传统政治经济学的遮蔽往往被忽视了。如果仅仅知道方法的内涵,而不知道方法的表征,就失去了方法的指向,用失却指向的方法去解读《资本论》就成了无的放矢,难以把方法落实到《资本论》的具体内容中去,马克思的方法实际上被“悬置”(哲学现象学术语)起来了。这也是误读马克思的方法论根源。

  马克思把经济学研究比作科学实验,需要运用抽象法来研究经济现象。抽象法的第一步即抽象过程,也就是排除干扰因素的过程;抽象法的第二步即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也就是把先前暂时排除的干扰因素回复进来的过程。经过抽象即排除所有干扰因素之后,经济现象就处于纯净的条件下,这时我们可以观察到经济现象最简单的状态;然后再通过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即逐渐回复干扰因素,我们可以渐次观察到经济现象从最简单状态向复杂状态变化的过程。于是,通过“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研究方法,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经济现象如何“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的变化过程。

  当我们观察到经济现象“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的变化过程以后,还要对这个过程进行理论阐述。为此,首先要给经济现象确立一个概念;其次要赋予这个概念若干种规定。概念的最简单规定对应经济现象的最简单状态,概念的复杂规定对应经济现象的复杂状态。由于经济现象的变化是从最简单状态变化为复杂状态,反映这个经济现象的概念也就相应地从最简单规定演化为复杂规定。如果经济现象的变化过程出现若干阶段,那么概念不仅要有相应若干种规定,而且还要从最简单规定向着复杂规定循序渐进地演化。

  从客观上来看,经济现象发展的历史过程同样也是从最简单状态演化为复杂状态的。在社会初期,经济现象处于最简单状态;随着历史的推移,经济现象便从最简单状态逐步演化为复杂状态。所以,反映经济现象的概念从最简单规定演化为复杂规定的逻辑过程,与经济现象本身从最简单状态演化为复杂状态的历史过程是一致的。正如恩格斯所说:“……在事物及其相互关系不是被看作固定的东西,而是被看作可变的东西的时候,它们在思想上的反映,概念,会同样发生变化和变形。我们不能把它们限定在僵硬的定义中,而是要在它们的历史的或逻辑的形成过程中来加以阐明。”[10](P17)

  根据马克思对他的方法所作的说明,笔者曾经提出马克思的方法应该是概念演化分析法。[11]在这种独特的方法中,反映经济现象的概念从最简单规定演化到复杂规定的过程,也就是从逻辑上仿真经济现象本身的演化过程,这就像生物学描述自然界的演化史一样。因此,马克思的方法是典型的生物学隐喻,这种方法显示出鲜明的演化特质。

四、马克思演化经济理论的基本框架:生产方式演化趋势及其规律

  马克思演化经济理论主要阐述“生产方式”的演化趋势及其规律。生产方式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概念。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就曾说过:“我要在本书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7](P8)传统政治经济学只把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忽视了生产方式。马家驹等曾对此进行了深刻反思,[12]他们引经据典论证了政治经济学的首要研究对象应该是生产方式而不是生产关系。以后,孟捷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某种创造性综合,以及王焕祥在研究马克思演化经济学思想的微观基础时都强调了生产方式概念的重要性。可见,要想挖掘马克思演化经济理论,还必须重新解读生产方式概念。

  根据马克思的概念演化分析法,反映经济现象的任何概念都是演化的,生产方式概念必定也是演化的。导致生产方式演化的原因是生产过程中生产要素职能的分化和演替。

  让我们先来看生产过程中生产要素的分化过程(马克思也称分离过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主要论述了资本要素与劳动要素的分化过程,他说:“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因此,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7](PP821-822)他还论述了管理要素的分化过程:“随着信用而发展起来的股份企业,一般地说也有一种趋势,就是使这种管理劳动作为一种职能越来越同自有资本或借入资本的占有权相分离”。[10](P436)他还指出科学技术要素分化的趋势:“大工业则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并迫使科学为资本服务。”[7](P418)

  那么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要素为什么会分化呢?这又源自于生产要素职能的分化。所谓生产要素职能主要是指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不同的生产要素发挥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因此每一个生产要素都有其特定的职能。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主要界定了劳动、资本、管理和土地等生产要素各自的职能。比如,劳动要素的作用主要是生产产品,它执行的是生产职能;资本要素的作用主要是追求剩余价值或利润,它执行的是增殖职能;[7](P178)管理要素的作用主要是强化对生产过程的管理,它执行的是管理职能;[7](P384)土地要素不执行职能或执行不正常的职能。[10](P999)马克思没有明确界定科学技术要素的职能。笔者认为,管理、科学技术等生产要素都属于脑力劳动,是生产知识的要素,我们可以把这些生产要素合称为知识要素。知识要素执行的是创新职能。生产要素职能的分化过程可简要归结如下:最初,生产过程中只有唯一的劳动要素,它执行生产职能;后来,资本要素从劳动要素中分化出来,并执行增殖职能;再后来,知识要素从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中分化出来,并执行创新职能。

  生产要素职能的不断分化使生产过程逐渐趋向复杂。在人类社会初期,大自然已经为人类的生存和繁衍提供了足够的生活资料,人类仅靠最简单的采集和捕猎活动即可满足需要,在这样一个最简单的生产过程中,生产是唯一的职能,执行生产职能的是劳动要素及其人格化劳动者。随着社会发展,人类的生活需要越来越丰富多彩,这就要求生产过程提高效率,因而分化出增殖职能,它由资本要素及其人格化资本家来执行。随着生产效率不断提高,生产出来的产品数量迅速膨胀,市场上围绕产品的销售出现激烈竞争,如何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就需要从管理和技术上不断创新,于是分化出创新职能,它由知识要素及其人格化知识拥有者来执行。生产要素职能的分化过程显示,生产过程越简单,生产要素职能越少;生产过程越复杂,生产要素职能越多。

  导致生产过程趋向复杂的原因,除了生产要素职能逐渐增多以外,还有占据支配地位的生产要素职能的演替。当资本要素增殖职能分化出来以后,会逐渐替代劳动要素生产职能而占据支配地位;原先由劳动要素执行的生产职能则处于从属地位,从属于资本要素增殖职能。继而,当知识要素创新职能分化出来以后,在生产过程中会逐渐替代资本要素增殖职能而占据支配地位;此前占据支配地位的资本要素增殖职能也将退居到从属地位,和劳动要素生产职能一道从属于知识要素创新职能。

  假如某种生产要素职能占据着支配地位,就以这种生产要素职能为基础形成一定的生产方式。马克思把资本要素增殖职能占据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叫做“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或简称“资本生产方式”。[13](P291)由此推论,前资本生产方式是“以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或简称“劳动生产方式”;后资本生产方式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或简称“知识生产方式”。社会生产方式[10](P992)演化历经的阶段从最简单到复杂依次排列的次序是劳动生产方式、资本生产方式、知识生产方式等等,这就形成了一个生产方式的演化谱系,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相互衔接的阶段的那种发展过程的阐明。”[14](P576)

  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生产方式和生产力、生产关系是相互联系的三个基本概念。生产方式的演化还伴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演化,生产方式的演化是基础,它决定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演化。马克思演化经济理论在阐述生产方式演化过程时,必然还要展开对生产力(从技术层面)和生产关系(从制度层面)演化的论述。首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资本生产方式下的生产力称为资本生产力,[10](P997)由此推论,劳动生产方式下表现出来的是劳动生产力,而知识生产方式下表现出来的则是知识生产力。[13](PP219-220)社会生产力从劳动生产力演化为资本生产力,进而再演化为知识生产力,也经历着从最简单演化为复杂的过程。其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资本生产方式下的生产关系称为资本生产关系(或简称资本关系[7](P667)),由此推论,劳动生产方式下的生产关系表现为劳动生产关系,知识生产方式下的生产关系则表现为知识生产关系,社会生产关系从劳动生产关系演化到资本生产关系,再进一步演化到知识生产关系,同样也经历着从最简单演化为复杂的过程。当然,在论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经济基础演化过程的同时,必然还要涉及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演化过程。

  在生产方式的演化过程中,由于分化出来的生产要素越来越多,生产方式内在的矛盾也越来越复杂。马克思深刻揭示了资本生产方式中资本和劳动之间复杂的矛盾关系。而在知识生产方式中,知识、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盾关系就更为复杂。在资本生产方式中往往只涉及眼下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而知识生产方式中的利益关系不仅与今天的当事人有关,还与未来的当事人有关,因为知识在加速发展生产力的同时,也加快了资源的消耗,并且破坏了生态环境,这必将影响后来人的生存和发展。

  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生产方式的演化必然具有全球性。资本生产方式已经引致经济全球化,而知识生产方式正在加速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互联网的产生为加速全球化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工具。不过,在世界生产方式的演化过程中,各个民族的生产方式演化过程又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尤其是不同民族的传统文化等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使世界生产方式的演化呈现出多样性。这也增添了生产方式演化的复杂性。

  由上可见,马克思演化经济理论的基本框架应该是描述生产方式如何从最简单演化为复杂的趋势及其规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不仅揭示了生产方式从最简单向复杂演化的大趋势,而且重点描述了劳动生产方式向资本生产方式演化的过程,以及资本生产方式运行中的某些规律。极有意思的是,演化经济学重点描述的却是资本生产方式向知识生产方式演化的过程,以及知识生产方式运行中的某些规律。因此,我们在挖掘马克思演化经济理论的同时,还可以根据马克思所揭示的生产方式演化的大趋势,并借鉴演化经济学的理论成果,进一步研究资本生产方式向知识生产方式演化的过程,以及知识生产方式运行的规律,以此延伸和发展马克思演化经济理论。

五、挖掘马克思演化经济理论的当代价值

  挖掘马克思演化经济理论,不仅能够从理论上正本清源,再现马克思的本意;而且能够恢复马克思学说对当今中国乃至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变迁的解释力,激活马克思学说与时俱进的生命力。

  首先,挖掘马克思演化经济理论可以解决当前中国经济学的困境。孟捷曾说,就目前的理论困境来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迄今仍无法为社会主义发展市场经济提供合理的解释,换句话说,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邓小平理论之间存在着一条看似无法弥补的鸿沟。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亟需理论范式的创造性转化,演化经济学无疑给这一创造性转化带来了机遇。未来的中国经济学必定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3]孟捷确实一语中的,准确地指出了当前理论陷入困境的关键所在,也似乎看到了摆脱理论困境的前景。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孟捷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还没有摆脱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束缚,也就是说并没有还原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演化本质。因此,所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的综合因缺少相似之处而难以实现。实际上,马克思经济理论本身就是演化的,它不需要我们去进行所谓的“创造性转化”,也不需要我们把它和演化经济学进行所谓的“创造性综合”。那种“转化”和“综合”的结果也许并不会走近马克思,反而会在传统政治经济学偏离马克思演化本质的理路上走的更远。只有挖掘马克思演化经济理论,才能够真正摆脱当前的理论困境。从马克思演化经济理论来看,中国改革开放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的实践,正是中国经济社会形态从劳动生产方式向资本生产方式演化的过程,这与马克思演化经济理论所揭示的生产方式演化趋势是吻合的,因此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演化经济理论之间并不存在所谓的“鸿沟”,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演化经济理论是一脉相承的,是马克思演化经济理论中国化的结晶。

  其次,挖掘马克思演化经济理论也可以指导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实践。从马克思演化经济理论的角度来看,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基本完成了从劳动生产方式向资本生产方式演化的历程,目前正在从资本生产方式向知识生产方式演化。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眼下从劳动生产方式向资本生产方式演化的过程尚未完成,同时由于世界经济已经一体化,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也已经融入世界,发达国家向知识生产方式演化的进程不可避免地会影响中国生产方式演化的复杂性,尤其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出现之后,世界新一轮技术革命倒逼我们创新,亦即倒逼我们在生产过程中必须加快发展知识生产要素创新职能,从而倒逼我们不得不加快向知识生产方式演化。因此,中国正在经历的是一种更为复杂的双重演化,一方面还没有完成向资本生产方式的演化,一方面又过早地面临向知识生产方式的演化。马克思演化经济理论完全可以用来解释和指导这种复杂的演化;反过来,在这种复杂的演化过程中,我们也可以通过实践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演化经济理论。

  最后,挖掘马克思演化经济理论还可以推进中国经济学的发展。现在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素材,也为中国经济学界对世界经济学作出贡献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可是,基于改革开放成功经验的中国经济学恐怕还不能甩掉已有的经济学理论另起炉灶从头开始,而已有的新古典经济学、尚未摆脱传统政治经济学束缚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兴未艾的演化经济学(包括制度经济学)等似乎又都不能完满地成为构建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唯有马克思演化经济理论可以胜任这一使命。

  参考文献:

  [1][美]理查德·纳尔逊,悉尼·温特.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美]威廉·杜格,霍华德·谢尔曼:回到进化:马克思主义和制度主义关于社会变迁的对话[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3]孟捷.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J].经济学动态,2006,(6);孟捷.危机和机遇:再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J].经济学动态,2009,(3).

  [4]参见盛昭瀚,蒋德鹏.演化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陈劲,王焕祥.演化经济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5]王焕祥.马克思演化经济学思想的微观基础[J].当代经济研究,2008,(12).

  [6][英]杰弗里·霍奇逊:演化与制度——论演化经济学和经济学的演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7]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版.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0]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版.

  [11]参见蒋海益.《资本论》的骨架和叙事过程[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

  [12]马家驹.生产方式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J].北京:经济研究,1980,(6);吴易风.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J].北京:中国社会科学,1997,(2);于金富,李静.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的首要研究对象——30年来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J].:经济学家,2009,(4).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本文发表于《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发表时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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