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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庆五: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与中国经验
发布日期:2012-09-18 来源:人大复印报刊作者:范浩浏览次数:

【专题名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专 题 号】A3
【复印期号】2009年08期
【原文出处】《江苏行政学院学报》(南京)2009年3期第5~12页
【英文标题】Chinese Roads, Chinese Model and Chinese Experience
【作者简介】王庆五,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副校长、教授。(南京 210004)
 

【内容提要】 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不是内容相同的概念,它们有着区别和联系。对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进行理论的辨析,对于科学认识当今中国在世界的位置,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总结和提升中国经验,改革和完善中国模式,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Chinese road, mode and experience are different concepts and correlated to each other. It is important and valuable to make a theoretical analysis about them so as to be clear about the place of China in the world, keep on the socialist roa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learn from and upheaval Chinese experience, reform and improve Chinese mode.

【日 期】2009-02-20
【关 键 词】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经验Chinese Road/Chinese Mode/Chinese Experience
 


中图分类号:D67.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60(2009)03-0005-08
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经验在2004-2006年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①当时,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西方根据苏东剧变提出的“中国崩溃论”,新世纪初面对中国迎来新的繁荣而抛出的“中国威胁论”之后,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经验,成为国外一些学者研究为什么中国走了一条与他们完全不同的道路而又没有出现他们所预料结局的内容。当前,国内理论界也将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经验的研究作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的一个新的组成部分。纵观2004年至今的研究,我认为国内学术界的认识还存在界定不清的问题,即将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经验混淆在一起,表述为“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好像道路就是模式,模式就是经验,经验就是道路。实际上,这三者不是一个问题,有联系但更有区别。搞清楚这三个问题,对于科学认识当今中国在世界的位置、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不断总结和提升中国经验、改革和完善中国模式等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中国道路”是近代120年来,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历经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探索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如何实现民族解放、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
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中国经验相比,更具有历史的纵深性和包容性。首先,它是对历史的动态性和纵向性发展态势的描述,有着十分突出的客观性特点。如果对于已经经历过来的一段历程,进行总结并且上升到一定规律性高度来概括,这种道路式的话语具有客观的已然性,例如我们所讲的引导中国革命胜利的新民主主义道路;如果对于即将开始或者还刚刚起步的新的发展历程,进行引导式的前瞻性目标概括,这种道路式的话语对于未来具有客观的不可更改性,例如1956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提出要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其次,它又是在对历史发展进程进行规律性总结中可以包容其他属性和问题的概念。它可以作为对社会宏观层面的历史发展进程的概括,例如中国道路,也可以作为宏观层面内一些具体层面的发展进程的概括,例如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农业现代化道路、新型城市化道路等。同时它还可以包容像社会发展模式、发展经验等这些不同属的问题,各种各样的发展道路也可以进行相关的经验总结,例如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十条经验概括。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说我们所论述的中国道路,其内涵远远超出了近几年来把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经验混同在一起所探讨的范围。因此,研究和认识中国道路就要认识它所蕴含了的内在确定的客观性、包容性和广阔的宏观视角,从而必须把握好三个问题。
第一,中国道路的主题。
中国道路的内涵十分丰富,可以从多个层面展开和研究,但是主题是确定和鲜明的。世界近代历史开端于西方发达国家走上资本主义并实现现代化的道路,这一道路给古老的世界带来了深刻的震撼。罗宾·科恩、保罗·肯尼迪十分赞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这一条西方道路给世界所带来的两个影响的概括。第一个影响就是“通过利用更先进的科学技术、扩大生产规模和提高资本积累能力等手段发展了生产力”,另一影响“那就是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展”。[1](P71)而资本主义的全球性扩张也同时深深影响了古老而又封闭的中国,1840年资本主义列强中最强大的英国凭借着现代化的实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人民从此开始了救亡图强、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的探索过程,而这也历史地确定了中国道路的主题。
中国道路的主题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的结晶。在中国共产党人之前,中国的仁人志士们苦苦思索、流血奋斗,没有找到破解近代中国道路主题的入口,但是,他们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探索奠定了基础。毛泽东研究“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科学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就决定了中国道路分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两大阶段,只有实现了革命的胜利和民族的解放,中国才能走向现代化,屹立世界民族之林。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反复强调在民族解放、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阶段过去以后,实现现代化就是中华民族的主要任务和雄心壮志。他指出:“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2](P162)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他进一步把这一条道路概括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3](P3)。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第一次把“走自己的路”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它的主题就是“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4](P219、P218)。进入新世纪,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总结改革开放30年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历程,进一步深化对中国道路的认识,从而第一次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丰富内涵[5](P11),并在此基础上把这一道路的主题升华为如何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5](PP10-11)。中国道路以及它的主题,正是从以上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断探索、积累、深化中丰富起来的。
第二,中国道路的时间跨度。
中国道路的探索时间是一个跨越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大约120年的大跨度历程。实现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中国道路的主题不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才开端的。它不是始于我国理论界有的学者所认为的1919年的“五四”运动[6],而是要再向前推进到19世纪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为什么?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出现了三个重大变化和事件:一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经过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初,又发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从而逐步完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秩序的建构。中国社会内部,一方面是封建统治者与农民阶级为主的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这两种矛盾决定了中国道路主题的展开,即以民族民主革命来实现国家的独立,为实现现代化奠定前提;二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渗透,一方面带来了近代中国的工业,即外国资本家直接经营的企业和本国洋务派在帝国主义扶持下的官僚企业,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民族工业的发生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出现。在19世纪90年代初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给中国社会带来十万产业工人阶级。[7](PP346-351)这种工人阶级早于资产阶级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现象,使得中国社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前就出现了一个新的最革命的阶级,正是有了他们,才为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准备了阶级基础;三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孙中山彻底抛弃了早年他对封建地主阶级内部改良派的幻想,成立“兴中会”,走上了救国图强、复兴中华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道路。这些变化和事件说明,无论是从客观还是从主观条件来讲,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道路的探索进程已经拉开大幕。
中国道路探索至今的120年大约分为四个30年。第一个30年是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至20世纪20年代初。在这个30年,中国社会经历了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等,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从孕育到走向高潮,从势如破竹到一次又一次失败,最终说明中国资产阶级既不能使中华民族走向独立,也不能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使命;第二个30年是20世纪10年代末20年代初至40年代末50年代初。在这个30年,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展开了中国命运的大决战,实现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和独立,为中国道路开辟了光明的前景;第三个30年是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我们开始了在东方这样一个经济文化都十分落后的、人口众多的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伟大长征。在这30年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挫折和教训。一方面我们奠定了中国现代化的国民经济基础,为国家的独立富强创造了条件,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重。另一方面我们又急躁冒进、偏离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大搞阶级斗争,耽误了现代化建设进程;第四个30年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至21世纪的今天,在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在这30年中,中国共产党人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中国道路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第三,中国道路的性质。
这里所讲的中国道路的性质,不是对它的社会属性的定性,而是将这一道路与中国模式、中国经验相比较的一种特性的分析。
中国道路具有一种客观性。对这一道路进行主题或者内涵的概括,是学者的一种理论思维活动,但是这一命题的历史性、真实性决定它给予学者的主观创造空间是十分有限的。中国道路是近代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后,中国人民不断英勇奋斗、前赴后继,为了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历程。
中国道路具有不可否定性。总结中国人民已经走过的光辉历程,概括这一道路的内涵和主题应十分严肃,不可以借这个主义、那个思潮对它进行主观的任意否定。中国道路对于过去120年是中国人民的奋斗历程,具有不容否定性;对于未来是如何沿着中国的历史、现实、国情、世情所决定的必然路径继续探索前进,也具有不容否定性。也许,我们可以对中国道路发展进程中的一些因素进行假设,例如戊戌变法中封建顽固势力对改良派实行了妥协,中国会走上什么道路?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取得了彻底的胜利,中国会不会有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共合作能够持续,那今天的中国是什么样?这些假设对有些人来讲也许有学理性的研究意义,但是在今天的现实道路的抉择问题上却没有意义。历史不可以假设,道路不可以重新选择,中国和西方都是如此。我们坚信中国道路的抉择是历史的必然,美国奥巴马总统在就职演说中也给美国的建国道路以极高的赞誉。
中国道路不可以一分为二。对中国道路的发展进程、发展阶段、具体环节等等,可以进行某种辩证的得失分析、正反经验分析,但是不能对这一道路的主题、内涵以及发展方向和趋势进行一分为二的所谓“辩证”分析,或者对这条道路进行“三七开”或是什么“对半开”。这样做只能陷入历史相对主义或者虚无主义。
“中国模式”是中国人民历经中国道路的艰辛探索,对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初步科学总结所进行的一种理论概括,今后对它的认识仍将会在中国道路的不断探索中继续深化,并赋予它新的内涵。
中国模式的研究更多见诸于我国学术界,在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和党的文献上至今还没有进行正式的理论概括。近30年来,中国模式始终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最初,我们是从研究苏联模式开始的。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格鲁奇出版《比较经济制度》这部巨著,把世界经济分为三大模式:以西方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以北欧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这三大模式内部他又划分了许多具体的经济模式。中国被列入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之列。[8]长期以来,我们也将中国模式与苏联模式作为同样的模式来对待,并且以突破苏联模式作为我们改革的一大目标。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人民开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探索,中国模式与苏联模式渐行渐远。进入新世纪,中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取得了空前的进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全面的建设成就。同时,“中国模式”也开始出现于学术界。国内学术界近几年对中国模式的研究热情越来越高涨,最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发展模式研究》把这一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9]从苏联模式到中国模式,从较为集中聚焦的经济模式到全面发展样式的研究,反映了中国日益受到世界关注的程度。但是,中国模式的研究又要注意它与中国道路、与中国经验的区别。
第一,中国模式的空间当代性、平面性。
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相比更具有空间的平面感。模式就是一种样式,不同的模式就是在特定的一个个空间平面内,由各具特征的各个模块相组合为特定的并且与其他样式不同的总体样式。因此,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有所不同,它不是对中国120年来所走过道路的历史和现实的总概括,而只是中国社会历经中国道路上百年至今,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探索的30年实践的初步科学总结所进行的一种理论概括。从当代性来讲,中国模式不可能是对中国道路一百多年来各个历史阶段所具有的模式特征进行总体的历史的总概括,今天我们总结的中国模式,就不能把中国民主革命中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模式、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和平改造模式以及在建设时期的计划经济模式一并概括进去,而只能是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个方面与其他模式相比较所具有的总体特征的概括;从平面性来讲,中国模式更加侧重于研究当今中国社会的横断面,在这个横断面中有经济板块、政治板块、文化板块、社会板块以及党的建设板块,其他如历史背景、路径选择、外部的发展,都只是研究这一横断面的参照系。我们通过组合为当今中国社会这一平面的各个板块的特征、特点、特性的研究,以及与各个参照系的相关性研究,然后进行的总概括即为中国模式。
第二,中国模式的多层次性。
中国模式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从最初认识研究苏联模式开始,到20世纪90年代,我们较多的还是对一种经济模式的研究。格鲁奇对西方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民主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研究就是最典型的代表。西方对模式的研究的主流在较长的时间内基本上都较多集中在这一层面。例如法国学者阿尔贝尔1991至1998在《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一书中对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莱茵模式的研究[10],英国学者戴维·柯茨2000年在《资本主义的模式》一书中对市场导向资本主义、政府导向资本主义、谈判或协商资本主义三种模式的研究,[11]都是经济模式。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改革的开始,世界各国出现了斯大林模式研究,其视角就不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而是涉及到了这一模式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今天因中国的崛起而出现的对中国模式的关注也远远超出了经济层面。从研究世界各国经济模式、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到今天的中国模式,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模式的研究可以是多层次性的。这种多层次性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是从内涵来看,可以分为广义的中国模式和狭义的中国模式。广义的中国模式包括中国的经济发展特征、政治发展性质、文化发展特点、社会发展特性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对中国整个社会发展的特殊意义,以上全部内容叠加的整体性理论概括即为中国模式。而狭义的中国模式可以是对某一方面的特征或特点加以提炼,进行理论总结而概括出来的一个方面的具有鲜明特征的样式,如中国经济模式、政治模式或者是社会发展模式。另外,狭义的中国模式还可以是某一种特殊性发展路径的概括,例如与俄国“十月革命”模式不同的中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模式,中国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创立的和平赎买资产阶级的模式。二是从中国模式现有概括来看,可以分为现实的中国模式和愿景的中国模式。现实的中国模式更多的是对当今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党的建设客观现实的提炼而进行的理论概括,它在主观和客观两者结合上更具有客观性。例如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张维为的研究,他认为中国模式有五个特点:一是找到了处理稳定、改革和发展三者关系的平衡点;二是现代化进程指导方针非常务实,即发展满足人民最迫切的需求;三是大胆而又谨慎的制度创新,不盲目照搬西方模式;四是拒绝休克疗法,推进渐进式改革;五是确立了比较正确的改革顺序,即先易后难。[12]上述五点更像是对现实发展模式的客观描述。作为愿景的中国模式更多的是在对当今中国现实分析基础上,根据逻辑推断,对这一模式发展趋势和未来情境的一些理想预测。
第三,中国模式的初始性和不完善性。
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是不同的理论范式。中国道路的不可变更性、不容否定性、不可假设性在前面我们作了分析。而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相比较,则带有更多的主观性特点。不同的学者对中国模式根据不同理论认识构架可以得出不同的认识;相同的认识工具也可能得出不尽一致的模式内容。这是为什么?我认为这是由中国模式的初始性和不完善性所决定的。
中国模式的初始性是指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仍然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无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今的60年,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30年,都说明我们对社会主义在中国成长和发展的规律,社会主义各个方面之间的联系在中国国情下所显示的特点,认识还仅仅是初步的。资本主义至今已400余年,西方市场经济的历史已近1000年,而人们至今的对它的模式认识也就是那么一些知识,也就是什么英美模式、莱茵模式,什么美国模式、日本模式、瑞典模式等等。相对于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处于初级阶段,是经济文化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邓小平讲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未来真正够格的社会主义在中国是什么样?可以肯定今天我们许多人说不清楚。我们讲中国模式一定要看到它所内在确定的社会主义的初始性,作为模式更不能把它说得那么绝对。邓小平1992年讲过、2007年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又重申过,“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5],这应该始终成为我们认识中国模式的出发点。
中国模式的不完善性是说中国模式无论怎样进行理论的概括,我们都必须看到它的不完善的一面。改革和发展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进的动力,在现实世界中没有完美无缺的模式。被吹得天花乱坠的美国资本主义模式,目前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使得美国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意识形态上、军事上,都面临空前的困境。当然,也不能认为这一次世界金融危机就此证明,西方模式从此衰落下去,中国模式就完美无缺,世界就会风行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无论是从社会主义的初始阶段上来讲还是从现实发展上来讲都存在不完善性。初始性说明,相对于社会主义未来长期的发展,必须不断改革和完善现有的经济和社会制度。从改革开放至今的发展实践来看,中国模式在许多方面必须改进和提升。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至今30年,我们不是在一个所预想的理想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它的外部环境是资本主义所引导的现代化进程。200多年来,人类所形成的对工业化的路径依赖深刻地影响着今天所有国家,中国也不在其外,也不可避免地深受这种路径依赖的影响。国内一些学者把中国今天这种发展模式称之为“充满危机的发展模式”,有的学者建议中国在世界金融危机中“重新寻找发展模式”。[13]我认为,他们并不是出自对中国模式的恶意,而恰恰是从中国模式的不完善性出发的。我不主张较多地从愿景出发来谈论中国模式,而主张更多地从现实的角度来探讨和研究中国模式。
从以上中国模式的三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模式只是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样式的一种理论概括,远远没有穷尽中国道路的全部内容;中国模式是可以进行较多的主观性分析的,是可以进行一分为二的辩证性分析的,它有值得肯定的主流,但是也存在不可忽视的局限;中国模式是一种对中国道路发展阶段特征的理论概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会停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仍将继续,中国模式的研究也同样会在中国社会主义未来的不断探索中被赋予新的内涵。
“中国经验”是现阶段坚持中国道路、完善中国模式的宝贵认识,它给我们两点根本启示:必须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道路走下去,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地改革和完善中国模式,才能使其充满生机活力。
中国经验是近几年来我们学术界论述较多,我们党的文献论述最充分、最深刻的。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在对中国道路的论述之外,最全面的要说就是中国经验了。[5]中国经验是对中国道路继续深入研究、揭示其内在规律的另一个层面。中国道路是中国模式的载体,当今的中国模式,或者某一个方面(例如经济模式)的模式研究、某一时期发展模式的研究都是在中国道路这一载体的进程中进行的;中国道路又是总结中国经验的依据,中国民主革命的经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改革开放的经验,都是对中国道路不同发展时期、不同发展特点的科学研究和总结;中国经验将中国道路作为研究的对象,不仅能够使我们更加理性地认识中国道路,而且对中国模式的进一步研究也有着重要的帮助,即有助于我们找到进一步改革中国模式的出路。今天我们所总结的中国经验以及党的重要文献所论述的中国经验,主要是改革开放或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经验。这些经验立足于改革开放的30年伟大历程,以更加宽阔的历史纵深感和广阔的世界眼光,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进一步开辟和中国模式的进一步完善,具有宝贵的启示。
第一,中国经验的历史和当代厚度。
党的十七大报告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经验总结为十条,并且指出它是“我们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5]。这里我们既可以把它看成为是改革开放30年来的中国经验,也可以将它视为中国道路的四个30年即120年的中国经验的结晶,它具有深刻的历史感和当代性。
在近代世界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存在三个复杂层面的缺陷:即现代化进程中经济社会发育层面的不平衡、社会发展进程中制度建设层面的不健全、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发展层面的不自主。而这三个缺陷却与发达国家有关,走在现代化前列的西方发达国家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在这三个层面上,始终存在控制与反控制的冲突关节点。因此,长期以来“中心与外围理论”、“帝国主义与依附理论”[14]的盛行不是偶然的。西方发达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由于特定的国情和历史条件在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经济私有化、政治民主化、思想文化多样化等等方面,形成了一整套与这些相关方面相适应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文化观念、意识形态、管理机制、思维习惯等等。但是,每当他们与发展中国家,或不同历史文化、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交往时,总是要把自己形成的一整套东西强加给他们。其原因,一方面主观上他们始终认为它们的一套东西具有普适性,另一方面客观上企图始终维系着他们在世界上的统治地位。而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前三个30年中,一方面,要么是中国一直处在以革命为主题的进程中,或者有时进行建设又面临西方的封锁;另一方面,要么是我们想照搬西方的道路实现现代化,但是老是被西方侵略而置于殖民地的境地,或者是我们根本排斥西方实现现代化的所有经验而闭关自守。
中国实现改革开放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30年,我们逐渐积累了在中国如何摆脱贫困、加速实现现代化并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验。在30年的进程中,我们逐步认识到:在人类走向现代化、走向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有一些普适性的优秀文明成果是我们不能拒绝的。但是,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又没有供所有发展中国家照抄照搬的普适性制度、道路和模式。②30年来,我们没有排斥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交往,学习这些国家在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优秀文明,但又没有照抄照搬它们地域性、制度性、路径性的道路和模式。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辨识过程,所以,在30年改革开放过程中也充满着艰辛、曲折,甚至有着深刻的教训。我们今天所积累的经验以理性和实践回应了那些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现代化,以及中国在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进程中,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的那些冲突的关节点。同样这也是中国道路的经验。例如,我们融入世界工业化、现代化的主流,但是坚持中国化、民族性、时代特点的中国道路;我们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走在时代前列,但是始终不放弃社会主义的原则和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我们不断进行改革,视改革为一场社会革命,但是在社会变革中又维护着社会的稳定;我们坚持参与经济全球化、发展市场经济,但从不依附任何一种力量和放弃国家的宏观控制力;我们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坚持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我们牢牢抓住发展生产力,坚持效率的原则,但是同时在不断发展中提升和维护社会公平等等,这些经验虽然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总结和提炼,然而它们所蕴含的历史感和当代厚度,使得我们进一步将它们看作为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走中国道路、加速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经验也是适用的。
第二,中国经验的现实和未来启示。
——一条成功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探索时间至少需要一两百年时间。资本主义从古典自由主义到如今相对成熟近四百年。在一个世界资本主义、现代化格局相对已经稳定的前提下,走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独立自主的、发展中大国的现代化之路极为艰难。我们绝不能在以往的经验中停滞不前,不能被过去的模式所束缚,中国道路的未来仍然任重道远。
——一个成功的、成熟的并具有自身调节和更新发展动力源泉的社会主义制度、体制的形成,是在阶段性变革和不断创新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不管是总体模式还是具体模式的探索,它都需要在不否定根本制度、不脱离历史和国情的前提下,对社会体制、机制和某些方面的具体形式进行不断改革和完善,对一些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适性的东西,进行一些符合本国国情的或具有民族特色的创造。
——一条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把世界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具有一般性的规律,与社会主义成长中的经验教训进行不断比较、借鉴、科学的批判继承中积累起来的。不能离开人类文明来探索什么实现现代化道路,马克思主义也是在西方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无论什么道路、模式都不能离开人类文明大道,无论什么经验都是在一定道路和模式探索基础上积累起来的。
——一条成功的中国道路必须始终关注: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实现现代化进程中经济社会发育层面的不平衡、社会发展进程中制度建设层面的不健全、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发展层面的不自主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是中国道路的过去,也是中国当今和未来发展面对世界不可回避的问题。从当前世界和中国来看,世界发展所出现的困境,中国发展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都与以往的现代化进程、发展的路径依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紧密相关。
总之,中国经验给我们坚持中国道路、完善中国模式许多宝贵的启示。其中,最根本的有两条:一是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道路走下去,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二是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不断改革和完善中国模式,才能使其永葆生机活力。
注释:
①2004年5月11日,英国著名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乔舒亚·库玻·雷默的《北京共识》一文,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成就作了思考与分析,他指出:“中国正在指引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在有一个强大重心的世界上,保护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选择。这些国家不仅在设法弄清如何发展自己的国家,而且还想知道如何与国际接轨,同时,使他们真正实现国家独立。”这种新动向和新的“发展物理学”被称为“北京共识”或者“中国模式”。雷默指出:“提出‘中国模式’的目的是试图用清楚的语言描述在中国所看到的情况,并且为如何思考中国这样一个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变化的国家提供一个框架。”在雷默看来,中国模式有三条定理:一是重视和追求创新;二是努力创造一种有利于持续与公平发展的环境,从而体现社会发展的清廉性和人文性;三是要维护自主和自尊。其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按照自己的国情,走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中国模式”一经提出,迅速引起国内学界的高度关注。中国学者俞可平、田春生、赵曜、常修泽、邱耕田等也纷纷撰文,提出“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他们根据自己的认识,试图对这一问题做出更加符合国情的解释。参见:乔舒亚·库珀·雷默:“北京共识”。转引自黄平,崔之元:《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6月;俞可平,黄平等:《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11月。
②这里涉及目前国内理论界对普适性的争论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不是一个新问题,而是一个早就解决的理论问题,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比较抽象的平台上,是指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经过逐步积累形成了一些共同的优秀文明成果,这是具有普适性的,否则就没有列宁所讲的继承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邓小平还讲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末期就有了,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第二个层次是指具体的层面上,例如一些具体的道路、模式、制度、做法,都是与一定的历史条件和国情联系的,这些不具有普适性。

 


 

【参考文献】
[1][英]罗宾·科恩,保罗·肯尼迪.全球社会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5]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Z].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6]赵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N].光明日报,2009-02-03.
[7]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8][美]格鲁奇.比较经济制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9]徐贵相.中国发展模式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10][法]米歇尔·阿尔贝尔.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11][英]戴维·柯茨.资本主义的模式[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12]张维为.关于中国发展模式的思考[N].学习时报,2008-01-21.
[13]周天勇.我们正在滑向发展的“中国陷阱”[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8,(3).
[14][阿根廷]普雷维什.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NU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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