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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校区系列记忆之五:“国立政大”在大陆的溃散
发布日期:2020-06-22 来源:老干部处浏览次数:

编者按:建邺路168号,是我们曾经的校园。一代又一代党校人在此工作、生活、成长乃至离休、退休,对这里有着深厚的感情,有着不可磨灭的记忆。现将我校原副校长朱成荣同志的文章收录于此,让我们一起来回忆这段历史,坚守初心使命,共话高质量发展未来。

“国立政治大学”,是在抗战胜利后,为适应所谓的宪政时期需要,培养宪政人才,于1946年8月,由国民党中央第三十七次常会议决,将中央政治学校与中央干部学校合并办理而定名的。与其前身“中央政治学校”的最大区别,就是“依照大学法令,改为大学,隶属教育部”。1947年4月7日,在改制手续准备就绪的基础上,举行交接仪式,国民党中央和民国政府教育部均派代表到校监交,国立政治大学由是成立。从其时到南京解放前夕的1949年1月,“国立政大”的主校区就是南京“红纸廊”即建邺路168号(原为174号)。这一时期,在蒋介石数辞校长的情况下,校务委员会聘顾毓琇继任政大校长。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此后,我人民解放军各路大军云集长江北岸数百里沿线随时准备渡江,南京城内“人心惶惶”,国民党政府的各机关开始向广州“疏散”。同年1月,国立政治大学也在准备南迁。经过该校的地下党员做工作,从分校到校本部掀起反迁校的签名运动,开展反迁校斗争。校方见公开迁校已经很难行得通,就决定组织“政大学生杭州旅行团”, 以旅杭为名,行迁校之实。其时,校长顾毓琇“请辞”回上海养病。教务长、总务长皆因故“不能行动”。顽固坚持反共立场的该校训导长杨希震力主“迁校”并组织了所谓的“旅杭”活动。他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写道:“学校失去行政的重心,紊乱极了。时局一天坏一天,反对迁校的教职员,又积极活动反对我们”。在此情况下,杨还是通过校方掌控的“学生自治会”,于1月28日,带着700余名学生去了杭州。从而也由此开始了“政大”先杭州,而广州,而重庆,而成都,最终于当年底在大陆彻底溃散的“迁校”历程。

先是“旅行”杭州。1949年1月28日一早,打着“政大学生旅杭团”的旗号,杨希震带领着数百名“政大”师生赶到南京下关火车站,准备乘火车去杭州。但“其时下关,乘客拥挤,秩序混乱”。原先“预定的车辆,全被军人占据。经向路局交涉多次,始得车皮五节,为免发生意外改在和平门外上车”。这是他们离开南京时的情景。

1月29日晚,到达杭州他们“努力交涉”才借得“暂时留居的场所”——位于杭州西湖边的杭州师范学校(此时正值寒假,该校学生放假回家了),暂得一时之安。这期间,杨希震频繁往返于杭沪之间,与养病上海的顾毓琇校长(顾的“请辞”尚未得批复)请示汇报商讨“政大”出路。而那些学生们呢,一是纵情于西湖山水之间,“直把杭州作汴州”;二是南京地下党借此发动留在南京的学生成立自治会,再由学生会与教职员工商量,组成“应变会”,代行学校职权,在南京正常开课,同时发动在校学生写信给旅杭同学,并派出多批学生前往杭州,劝说“旅杭”学生返回南京,这样使得200余人陆续返校回到南京。三是春节后不久,杭州师范学校开学,“杭师校长天天赶我们走”。杨希震回忆说,“他赶我们的方法真是恶劣极了,他编一个赶我们走的歌,派杭师附小的学生,在我们住的地方,结队唱歌”,歌里唱道:“你们应当回南京迎接光明,不应当住我校久假不归”。这“使我们不得不走”。此前,2月5日,行政院长孙科宣布行政院迁广州办公。因而,杨与顾商定,“政大”随“政府”而行,前往广州。

继而“迁校”广州。决定“迁校”广州之后,对于怎么前往广州,有人提出乘火车,由杭州至江西经湖南达广州。最后顾校长接受杨希震意见,自杭州到上海乘船去广州。杨希震自觉很庆幸,因为“不久,浙赣路中断”(被我人民解放军解放或占领了)。自4月6日起,“政大”留杭师生开始赴沪,分批乘船转穗。4月26日,杨与“政大”师生及眷属200余人上船,29日开船,5月2日到达广州。杨回忆说,“是日大雨倾盆,我们皆未携带雨具,衣服尽湿,极为狼狈”。

而此间,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留下的政大学生和南京市民一起走上街头,欢迎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稍后,留守在南京的政治大学,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被“军管会”和南京市人民政府接管,在此举办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南京分校。原“政大”学生则大部(但凡愿意者)被吸收参加革命,经过“革大分校”培训后,加入建设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的行列;有的还投笔从戎,加入西南服务团远征云、贵。后有“政大”校友回忆说,“同学录”中,大多数的离休和在职干部,就是当年这批思想进步的学生。

再说跟着杨希震去往广州的“政大”师生,好不容易通过在广州的“政大”校友,在距离广州市区30余华里的南海县大坜墟镇找到几处祠堂作为临时住处和校舍。转眼到了6月,“教育部”准顾毓琇校长辞职并任命杨希震为代校长。此时,湖南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进军广东,逼近广州。这样,广州也不是南迁的“政大”的久留之地了。

杨希震首先想到的是将“政大”迁往台湾,找了各种关系,未能成功。因为“当时台湾省政府,不准大陆上任何大学迁台湾”。迁台之路不通,怎么办?还是老办法,“随政府迁移”。杨回忆说,“中央政府在广州未作长期打算,而共军威胁广州,一天比一天严重。八月奉教育部命令,本校迁重庆”。

在广州期间,因为不可能正常开课,住宿生活条件极差,连饭都吃不饱,各种困难重重,管理松弛,秩序混乱,师生怨声载道,许多人都在想着“另谋出路”。有的通过个人“关系”搞到船票去向台湾,有的悄悄前往香港,有的回了老家,有的投亲靠友,总之是“各显神通”,脱离者日众。尽管“政大”在广州期间,还“奉命”收容了一些别的大学的“流亡”学生,但此时的师生人数与离开南京时相比,已经是少了许多了。

再则迁往重庆。广州到重庆,千山万水,路途遥远,中途需要转车数次,可以说是麻烦多多,困难重重。因之,他们采取的办法是沿途设广州、梧州、桂林、贵阳及重庆五个站点,化整为零、分期分批,一路“转运”。从8月25日首批离开广州前往重庆,到9月底才先后到达了“政大”在抗战时期的校址——重庆南温泉地区的“小温泉”校区。到达后面临的问题是,该校区已为别的学校(南林学院、巴县县立农业学校)使用。经过多次交涉,并补助迁校费用,南林学院才让出部分校舍供“政大”使用。至10月初,“政大”开始复课,并拟在此招生。

此时,我“二野”人民解放大军已经入川,重庆解放指日可待。留在重庆的国民党政府机关人心浮动,惶惶不可终日,又在急忙准备“疏散”。而喘息未定的“政大”,又不得不再作“迁移”准备。而这时的“政大”教职员中,对还要迁校议论纷纷,意见不一,有的主张迁移,有的主张就地“应变”;主张迁移者,对迁往何处也有不同意见,有的同意迁往成都,有的则主张迁往昆明。而当时的“教育部”,则令他们“结队前往云南大理”。但代理校长杨希震坚持“随政府迁移”,后得到允可。

最后“逃亡”成都。11月25日,国民党军在“政大”暂栖地南温泉地区“布防”,令“政大”师生及眷属迁入重庆市区。27日,南温泉地区被人民解放军占领。28日,重庆市区秩序大乱。而“政大”准备迁往成都所雇用的汽车,大都被国民党军队征用,使得他们不得不化整为零前往(逃亡)成都。29日晚,代理校长杨希震乘车离开,次日晨,人民解放军入渝,重庆解放。

杨希震回忆说,“我乘校车离渝时,沿途车辆,拥挤不堪,后车接前车,绵延数十里”。因所雇车辆被军队征用,有的学生只能步行去成都。杨希震说,一些有流亡经验的,则见车就往上爬,能搭一段是一段。12月1日,杨到达成都,一些乘车的学生也到了成都,“约计有数十人”。原以为到了成都,吃住等都不成问题。令代理校长杨希震没想到的是,没有一个学校愿意借给他们。杨说:“因为政大学生反共出了名,他们如果允许政大学生在其学校寄住,将来共党来了,他们会有许多麻烦。所以他们完全拒绝”。后来通过熟人关系,才借得一个临时住处。

此后几天,徒步的“政大”学生再加上一些别的学校的流生,约近400人陆续到达成都。这些人经过长途跋涉,食住不安,几近崩溃。但他们当中,不乏顽固反共分子,在此走投无路之下,竟然提出要求加入军校,参加与人民解放军的作战。而这时从重庆飞抵成都的蒋介石,正住在军校,经其特许,“政大”200余名学生被编入军校新生总队。这些学生编入军校仅一周,军校奉命迁往西昌,在行军至大邑时与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某部“遭遇”,激战中被我军击溃。至此,以“旅杭”欺骗手段迁校的“政大”,历时10个月,辗转杭州、广州、重庆、成都,最后于四川大邑地区溃散。

在整个“迁校”过程中,一路上都有师生“流失”。前文说到,在杭州时,一部分回了南京;在广州,又有一些人“各奔东西”;后来到重庆“小温泉”,又陆续有人离开“政大”而去。举凡留在大陆的“政大”师生,最后都参加了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如同一位“政大”校友在回忆文章中所说,这帮学生,有的是 “思想落后”,有的是“迫不得已”,有的是“冥顽不灵”,但最终都通过各种方式获得新生,成为建设新中国的有用人才。“政大”大陆“同学录”中大部分退休的,就是当年这批“不识时务”“盲目逃窜”的学生。

在此补充说明的是,在学生被编入军校后,“政大”的代理校长杨希震于12月8日飞抵香港。不久,在大邑被我军击溃的国民党军校新生总队中的原“政大”学生,有的逃离战场,陆续到达香港。这些人在港只能住在难民营里,没有饱饭,没有衣服可换,甚至夜宿街头。杨希震致电“教育部”,报告情况,申请救济。得到的“电复”是,一次性发给每人救济金港币30元,赴琼船费20元,船上膳费15元,合计70元,按100人计,共计港币7000元。“电复”要求这些“政大”学生即行赶赴海南岛,参加与人民解放军部队作战,“其仍有不服从命令,留居香港,不赴琼参加海南青年服务团受训者,绝不再予救济”。这就是蒋政权对待这些“政大”学生的态度!这样的结局,可能也是“政大”这些顽固坚持反共立场的师生们始料未及的。有些“搞笑”的是,此款项汇到香港的第三天,海南岛解放。杨希震慨叹地说:“本校留港的同学,既不能去海南岛,而台湾又不能来,真是痛苦极了”!

本文参考资料:

1、南京党史大事记;

2、《国立中央政治大学的反迁校迎解放斗争》(《南京党史资料13》1986年4月);

3、顾毓琇《本校的改制》(见《亲爱精诚八十年——国立政治大学校友回忆录》);

4、杨希震《政校迁校与大邑之战》(见《亲爱精诚八十年——国立政治大学校友回忆录》);

5、刘国治《顾毓琇的政大情结》(《文史天地》2002 年第 10 期)

                                                                                                    (2020年5月15—16日)


(责任编辑:李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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