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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风故事之一:春风化雨 润物无声
发布日期:2020-07-23 来源:老干部处浏览次数:

 编者按:6月,我们面向全体离退休老同志开展了“家训家规和家风故事”征集活动,目的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文明和谐家风。现将我校离休干部陆九云的《春风化雨 润物无声》刊登在此,期待更多精彩!


甲午除夕(2015年2月18日),习近平同志在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要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的确,家教家风对人的影响是深远的,是影响一生一世的。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风影响的不只是一家的成员,也影响社会,它是社会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基本道德规范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公民层面的价值要求。回顾我们家的家风,基本体现了这样的价值要求。

我们家家风的形成,不光是靠语言灌输,更重要的是父母的行为示范。在我印象中,从小到大,我的父母很少对子女说教,而是以自身的行为对子女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至今我感受最深的有:

好学上进。我父亲一辈子重视学习,他没有国民教育的学历,只上过十几年私塾、从师补习过英文、国文和数学。但是依靠自学具备了胜任本职工作的知识和技能。他英语很好,能把在地摊上买的《牛津英语语法》翻译成中文供大哥学习。抗战的前四年,他自学日语,达到可以阅读的程度。晚年退休以后,每天大部分时间还是伏案学习,看书看报,积累资料,还担任居民的读报组长。他的书桌就是一张靠窗的方桌,左面堆着书报和一叠用烟盒纸做成的卡片,面前是笔筒墨盒,他一直保持着用毛笔书写的习惯。因为学习,他的思想观念能与时俱进,家里原来的一些旧习俗,新中国建立后都逐步取消了,大哥大姐的婚事基本还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过征得了他们自己的同意。下面三个孩子的婚事父母就没再过问。父母对孩子的学习与活动,有帮助但不干预,他从不检查我们的作业和成绩单,从初中开始,上哪所学校、报名、考试等,都是我们自己去办,我们的学习成绩也都不错。母亲不识字,但是她喜欢听书。我至今记得,抗战期间在汉口时,由于大哥、大姐学习忙,母亲就叫9岁的我读一本旧小说给她听,那是本半文半白的书,我读得结结巴巴,她听得津津有味。在父母身教影响下,我们兄弟姐妹都喜爱读书,自觉学习,要求上进,尽管都没有国民教育的高学历,却通过在职进修和自学掌握了胜任本职工作的科学文化知识和专业技术,有三人还获得了高级职称,我们喜欢学习的习惯一直保持到退离休以后。

爱国进步。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家前四年住在汉口,父亲没有出去工作,靠以前的积蓄过着艰苦的生活。1940年底回到南京,家里生活难以维持了,有人告诉他可以再回到汪伪政府的沪宁铁路上去工作,他不肯去。现在看,他那时就相信中国的抗战一定会胜利,日伪统治长不了,他要保持自己的清白。为了生计,宁可到一家私人开的转运公司去管账,收入微薄,不足以养家,他让大哥辍学回来工作。直到抗战胜利后,他才回到铁路上去工作。父亲一辈子搞业务,没有参加过政治活动,但是当国民党政府经济濒临崩溃,烧饼卖到一万元一块时,他也在家里发火了,拿把菜刀要出去拼命,被家人拦住。大哥早在1943年就参加了中共南京地下党,1947年我们家族中的年轻人在大哥、表哥的带领下,成立了了亲友协进会,搞进步活动,父亲从不干涉。1946年,大哥被单位派到句容、全椒、六合等地去工作,党组织因工作需要要求他设法调回南京,单位不同意,他就干脆辞职了。从那时起,大哥就没有社会职业,脱产搞地下党工作,没有任何收入,对父母讲失业了,却每天在外面跑,1948年被党派到香港去参加华东局组织的学习,对家里讲在上海找到一份外洋货轮船员的工作,回来时却两手空空,告诉家里,海轮出事了,人逃了生,东西全没了。父母也没有追问过他,一家人吃饭全靠父亲的工资收入勉强维持。南京解放后,父亲退休在家,积极学习新思想、新政策,大哥手边至今保留着一本父亲当年学习用的活页文选,是《人民政协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人民政协共同纲领》。父亲自己装订起来,在封面上用毛笔端端正正写了“三大文献”四个大字。父亲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高度信任,凡是党和国家决定的事他都无条件遵守执行。母亲的首饰原本已经逐步卖掉维持生活,1950年抗美援朝开始后,政府号召居民把金银物件售出或捐助,父母又把所剩无几的首饰都拿出来,母亲唯一留下作纪念的只有一副黄豆大小的耳环,后来也很少戴过。我家没有自己的住房,南京解放后大哥所在单位分配给他一所位于树德里的房子,没住两三年,江苏省级机关迁入南京,要征用树德里的房屋,父母二话不说,马上找房子搬家,仓促间只找到一处不见阳光的两个小房间,大哥大嫂住不下,只好住到单位的一间宿舍里。以后大哥单位又分配过两次住房,都是住了一两年就收回。1955年大哥再次被调到隐蔽战线去工作,组织上曾留下电话,说家里如有困难,可以给他们打电话。可是我父母和嫂嫂却从未打过这个电话。大哥走后,单位就把住房收回。于是从1956年起,父母、大嫂和三个孩子,就一直自己在外面租房子住,从1949年到1964年冬天全家离开南京,15年间,我们搬了八次家,老物件全没了。搁到现在,肯这样被折腾的人家怕是寥若晨星了。弟弟是父母最宠爱的幼子,1950年冬他报名参加军干校时只有15岁半,父母尽管难舍,也没有阻挡。可以说,我们全家都是爱国爱党的。我二哥和弟弟在十年动乱中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和“反动权威”,受尽折磨,1978年获得平反后,反而申请参加了共产党,并且因为工作出色,获得高级职称,先进称号。大哥是上海远洋公司的副经理,“文革”中是当然的“走资派”,被送进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平反后恢复原职又工作了五年,根据当时政策,55岁就不再进领导班子,1983年公司领导找他谈话,征求他去向意见,他不愿到二线占着编制不干事,申请了提前两年离休。实际上他是离而未休,担任支部领导工作十多年,带出了一个先进支部,他本人获得了街道、区、公司、上海市、全国的先进个人称号。

勤奋敬业。父亲从26岁进铁路系统,到66岁退休,除去抗战八年,30多年中无论在哪个岗位都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按章办事,赢得了良好的口碑。在没有任何背景的情况下,从最底层的电报生做到京锡段货运股主任事务员。我在他留下的自传中看到,当时铁路上只要你工作不出差错,每年都要加薪。他只有一年因负有事故责任没有加到,其他都是按时得到加薪,直到拿到职务规定的最高限。1949年南京解放时,下关火车站房屋被反动派炸了,许多档案也被烧了,他还是每天冒着危险去上班,在残存的危房中凭记忆写出各种货物的运价,按军代表的要求很快恢复了货运,为此后来被评为四等功臣,拿到奖品和奖状。母亲是小脚,家里人口多,有时请个帮工,但她自己每天还是手不闲脚不住,料理一家人的衣食。孩子们也要承担部分家务,抗战期间出外逃难时,15岁的姐姐和12岁的大哥是主要帮手,捆行李,扎箱子都是他们干,姐姐出嫁后,十一二岁的我就成了母亲的主要帮手,洗衣做饭都要干。每当我看到比较繁重麻烦的事有畏缩情绪时,母亲都会说,“做事是眼怕手不怕”,还真是这样,挺起腰杆一点一点去做,也就做成了。这使我们兄弟姐妹都养成了勤奋踏实的作风,也都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工作,并取得一定的成就。大姐在1941年结婚后就做了全职太太,到1952年家道中落,她到小学去当教师,从代课老师、初小老师直做到毕业班的班主任,她常对全校学生讲故事,学生都很喜欢听。我们也是从小就要做自己能做的事,上学从没有接送一说,都是自己去自己回。小学毕业后,上哪所中学,也是自己选择,自己去报名、考试、看榜、报到。养成了我们自立自强的习惯。

作风正派。父亲当时掌握着货运的职权,在现在来看,那是个“肥缺”,可是父亲从不滥用职权、谋取私利,工作中清廉正直,办事公道,在各转运公司中留下了良好的口碑。在生活上,旧社会凡家道殷实的人常有两大恶习,一是吸食鸦片,二是赌博,我的舅舅、姨父都曾吸食鸦片。可是我父母都没有这些不良的习惯,即使家境比较宽裕时也没有奢侈靡费过。父亲的业余时间就是看书看报,母亲就是忙家务,难得陪亲戚们玩玩麻将,也不精于此道。这对我们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我们五个子女后来在生活和工作中,都没有恶习,没有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等劣行。

父慈子孝。父亲是长子,上有一姐,下有六个弟妹,他很早就承担起养家的重任,上奉双亲,下抚弟妹。操持了六个弟妹的婚嫁,发送了两位老人,他自己到三十五六岁才结婚,第一个妻子婚后一年就因病去世,没有留下孩子,只留下个寡母,我们称她为“金婆婆”,父亲一直贴补她的生活费用,1940年底我们从汉口回到南京,那时我们家的经济也困难了,但还是贴补金婆婆,直到她去世。父母养育了五个孩子,他平时不苟言笑,我们都有点怕他,但实际上他们对每个孩子都很热爱关心,我们只要有事求到父亲,他从不拒绝,记得我刚上小学时,第一天就把语文课本丢了,再买已经买不到,父亲并没有责备我,而是自己装订了一个本子,用毛笔正楷帮我抄写了一个课本。抗战前我家住在估衣廊时,我刚五六岁,已经有了记忆,我记得最高兴的事是父亲下班回来,因为他都要带回一点零食,有时是铁盒装的高级饼干(是出差时单位作为午餐发给他的),有时是水果。后来有了孙辈,他更是疼爱有加,孙女亚平上幼儿园时,每天只肯要爷爷接送,因为爷爷带她路过小店时,都要买点零食给她吃。母亲将近80高龄时,还亲手为我做布鞋。大嫂、大姐生孩子时,是母亲照料,远在徐州的二嫂生孩子时,母亲也赶去照料。我每次生病都要回到母亲身边,有了她细心的护理,病很快就好了。我们对父母也尽力照顾,父母一直和大哥大嫂住在一起,父亲逝世后,母亲没有任何收入,由大哥赡养,零用钱由我拿,即使我被关在“牛棚”里,只要还有工资,就没有间断过给母亲寄钱。1979年,大哥买了一台9吋的小电视机,在那时真是个稀罕物,每晚大哥都要摆好座椅、倒好茶水,让母亲坐在前面来观看。他们这样做也为自己的下一代做出了榜样,我兄姐的孩子,对父母都很孝顺,大姐晚年住在儿女家,2003年她不幸中风,儿女悉心照料,白天上班,晚上还来守夜。大哥一直和女儿住在一起,搬了几次家,家里最好的主卧室都是大哥大嫂住,外出时都是退休的儿子陪同。二哥二嫂的孩子对父母也都很孝顺,二哥生了肺癌后,儿子马上把他接到北京,找最好的医生治疗,后来儿子们又用担架把他抬上抬下火车,送回徐州家里休养,二哥逝世后,儿子为二嫂买了住房,后来二嫂年高后,有时住到北京儿子家,有时住到徐州儿子家,如今已经95岁高龄,仍行动自如,思维清晰,相比某些空巢凄凉的老人,他们真是幸福。

友爱和谐。在我心目中,老一辈的兄弟姐妹相处的都不错,我的叔叔姑姑们对我父亲都很尊重,母亲在姐妹妯娌中是出名的“老实人”,我从未看到过他们之间有什么纠纷。 我们兄弟姐妹之间也能和睦相处,尤其是大哥大姐,对弟妹非常照顾,大哥不仅在政治上引导弟妹,在生活上也很关心。他上初中时因为学习成绩好,外籍老师时常会奖励他一块奶油点心,他舍不得吃,总是带回家来给弟妹分享,在抗战期间,那真是难得的美味。大哥离休后,外出第一站就是去看望远在贵州都匀的弟弟。二哥、弟弟和姐姐逝世后,大哥都从上海赶去参加他们的告别仪式并写了挽联。“长姐如母”,在我母亲去世后,姐姐像母亲一样地照料我,我两次摔倒骨折,姐姐都住到我家来照顾。姐姐善于缝纫,她去世已10年,至今我还在穿着她为我缝制的衣服,用着她做的被套、枕套、空调套、沙发套、椅套等物件,她的孩子对我也像对自己母亲一样的敬爱照顾。

我很留恋这个温馨的家,过去,每逢春节,无论旅途怎样困顿,坐闷罐车我也要带着大包小包赶到父母所在的家里去过年。我觉得,一个人能从家庭中得到温暖,他对社会对他人,也不至于冷漠。

解放前,我家住在建邺路时,过春节父亲都要书写春联贴在房门两边。印象最深至今还记得的有两幅:一幅是“传家有道惟存厚,处世无奇但率真”,另一幅是“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有余”。认真做事,宽厚待人是父母奉行一生的准则,是我们家风的浓缩,也是父母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家风的影响所及,不只是一代人,如今,父母的第三代、第四代,都已经成长起来,而且整体素质都不错,父母第四代的两个孩子,都是在上大学期间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大姐有个女儿,一家三对六人,都是共产党员,甚至一个4岁的第四代,也能在母亲的启发下,拿出春节收到的一千元压岁钱捐给南京慈善总会抗击疫情。这中间有时代的条件,有他们自己的奋发努力,而良好家风对他们潜移默化的影响,是相当重要的因素。

            

(责任编辑:李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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