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悬浮型”政权、乡村治理资源缺失等困境,乡村社会重新呼唤乡村精英回归，参与乡村治理，带动村民共同富裕。以泰州祁巷和Y社区为例，乡村经济精英嵌入到基层治理中，在乡村振兴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虽然“祁巷式”发展模式已开始被众多社区效仿，但依然面临着诸多困境。本文试图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阐释乡村经济精英参与乡村治理的社会结构，探究经济精英参与乡村治理可能面临的困境，并尝试提出具有可行性的建议。

一、经济精英嵌入乡村治理的社会背景

经济精英以村民自选或组织推荐的方式嵌入乡村治理中，利用自身已有的资源带动集体经济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乡村经济精英面临着多重社会结构，在特定的情境下衍生了特定的行为逻辑

（一）农村现代化与土地流转

随着国家工业化与城市化深入推进，分散经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越来越难以适应以市场化、规模化、信息化等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农业的发展要求。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各地自发开展了一系列土地流转的探索性实践。为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进程，江苏省开拓了建设农村土地流转有形市场、促进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等路径。在发展集体经济过程，乡村经济精英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乡村经济精英嵌入基层治理是国家构建现代农村社会的产物。

祁巷村通过土地流转的方式，探索性地发展出“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产业经营模式，农户除了享受每年每亩千元左右的土地租金及股份分红外，还可以以被雇佣者的身份重新进入土地获得工资。祁巷村在发展高效农业，打造“千亩小杂粮”的基础上，初步生成“杂粮种植—农产品加工中心—仓储中心—电子商务平台”“葡萄园—生态养殖—农家乐”等完整的从生产到销售的产业链条，并基于此创新性地开展教育培训产业，发展团建、游学项目，为学生提供“青少年综合实践基地”“学校安全教育实训基地”等实践平台，逐步形成了一条可持续性的发展路径。

（二）乡贤传统与乡贤期待

回溯历史，“乡老”这一角色早在《周礼》中就已呈现。乡老既要有成熟的政治见解，又要有充实的经济实力，以实现“率众为善”的目的。到了明清时期开始使用“乡绅”一词，在经历了从“保护型经纪”向“营利性经纪”的转变，及新中国成立后的一系列政策转型，乡绅阶层逐渐消失。在新农村建设中，“新乡贤”一词重新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引发了诸多讨论，学界对于“新乡贤”的概念莫衷一是。胡鹏辉等在考察新乡贤的历史渊源后提出新乡贤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有资财、有知识、有道德、有情怀，能影响农村政治经济社会生态，并愿意为之做出贡献的贤能人士。可见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乡贤传统，并在新时代赋予了它更具鲜活性的时代内涵。笔者本文中所提及的乡村经济精英可以将其定义为经济型乡贤，既有丰盈的资产又有带乡土百姓共同致富的情怀。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农村改革极大地激发了农村活力，但农民单干不仅意味着脱离了原先组织的依靠，也意味着一定的风险。面对市场，农民缺乏必要的知识，在此背景下村民把希望寄托在经过实践考验和市场选择、在村里率先致富的经济精英身上。祁巷村的丁雪其作为经济精英被村民选为村主任（后当选为村党委书记），在村民的乡贤期待下，丁雪其向村民保证：“只要我有口饭吃，就不能让乡亲们喝粥，愿意跟我一起干的，我保证给大家年收入不低于3万元”；“没钱找我拿，盈利了是你们的，亏了算我的”。他带头流转土地种植香荷芋推广发展高效农业；带头发展电商产业，帮助群众线上销售农产品；用自身企业带动158户群众发展猪鬃加工作坊，带动剩余劳动力就业，发展成为“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可见村民的发展期待和乡贤期待为乡村经济精英嵌入基层治理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二、经济精英嵌入乡村治理面临的困境

（一）发展路径同质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发展呈现为“复制——粘贴”模式，乡村振兴路径单一化、同质化问题明显。众多研究表明通过对乡镇城市化背景下乡村旅游的审视和反思，发现乡村旅游面临着乡土文化受损、旅游同质竞争、整体品质不高、土地错位利用等现实困境。通过对祁巷村和Y社区的比较，我们发现：祁巷村在发展的新阶段发现市场对于青少年研学和团建的需求，在已有的高效农业的基础上发展了多种经营形态，基本实现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Y社区原本的主导产业是墓地，但目前也在规划发展乡村旅游，开展农家乐、水上大世界等项目，其未来规划的项目不仅同质化高，而且与当地主导产业“墓地经济”不和谐不配套，未来发展堪忧。

（二）权威主义明显

乡村经济精英在谋求经济发展和处理乡村政务时带有浓烈的权威主义色彩。Y社区合并初期负债18万元，居民之间纷争不断、村干部情绪低落。2004年组织推荐先富的L担任社区党总支书记。L提出“要想壮大集体经济，带领群众脱贫致富，必须要解放思想，摒弃等靠要”，自此当地社区凭借码头优势招商引资，又通过土地流转发展墓园经济，带动集体收入增加。

不可否认L对当地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在调研中笔者发现，Y社区存在明显的权威主义色调。一是体现在资源随意利用，乡村无序化发展。在L认为上级制定的乡村振兴政策与十八亩耕地红线出现矛盾时，便以“清理河道淤泥”为借口占用耕地发展乡村旅游项目。二是体现在人治色彩明显，制度渐成摆设。L提出在社区出现纠纷或不公事件，不允许村民打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要在村民议事厅把事情解决掉。乡村经济精英嵌入基层治理的过程中所涌现的权威政治已然阻碍了村民自治，但目前这个问题却隐匿在经济获得发展的福利之下。如何实现集体经济发展与民主思想的耦合，是当前乡村经济精英嵌入基层治理的重大难题。

（三）内生动力不足

乡村经济精英能够通过自身的人脉和资源带动当地百姓一同发展，在这一过程中能获得共同体成员的尊敬与人生的价值感。在成为祁巷村党委书记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后，丁雪其不仅受到当地群众的坚决拥护，并先后获得全国劳动模范、江苏省道德模范、江苏百名示范村支书等众多荣誉称号。但是对于其他类型的乡村精英，如文化类乡贤，文化发展的效益在短时间内可能难以呈现，其自身的成就感、在共同体成员中获得的认可与尊重可能都远不如乡村经济精英。在这种背景下，如何促进多种类型乡村精英发挥效能，激发其内生动力也需要考虑和解决。

三、经济精英嵌入乡村治理的解决路径

（一）因地制宜，寻求发展新路

推动产业兴旺是实施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应多方位、全领域、因地制宜地发展产业，着力解决农村经济结构农业化、农业结构单一化等问题。一方面通过招商引资与特色产业相结合，发挥企业对农村高效发展的引领和辐射作用，提升农村经济多元化发展水平。另一方面积极带动农业延长产业链，提升自身附加值。如祁巷村形成了乡村旅游业、乡村健康养生、休闲娱乐、乡土文创产品、研学平台等有机结合的多元发展态势。

（二）完善体制，回应农民诉求

乡村经济精英嵌入乡村治理并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时，一般更多地强调治理者的个人能力，从本质上看是一个缺乏制度性规范和监督的人治体系，并不符合现代化治理的要求。在国家为农村提供越来越多公共产品的背景下，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核心应该是通过自下而上的民主，使农民可以表达出其对公共产品需求的偏好，从而可以将自上而下对农村输入的国家资源，用到真正为农民服务的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上去。因此在发挥乡村精英在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核心作用的同时，应建立一套乡民价值共享、情感共识的价值规范体系。不是将乡村变为乡村经济精英的乡村，而是成为广大村民的乡村，成为普通群众可以有效表达诉求的乡村。

（三）多维合力，吸纳多元人才

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人才振兴。破解“乡村精英从哪里来”这一难题,需要从政府、文化、乡村等多个维度形成合力,打通“人才下乡”的立体化通道,使新乡贤“回得来”、“留得住”、“干得好”。首先政府应着力改革人力资源管理和人才激励机制，引导各行精英回乡成为常态。其次文化振兴与乡村振兴是相辅相成的，乡土文化特色是乡村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要积极挖掘乡村社会中的文化遗产，如乡规民约、家风家训、族谱等传统文化因素，在激活村民对“溯源”渴望的同时，培育文化类乡贤回乡的情感基因。再次，乡村本身的经济发展潜力也是精英回归的重要前提，在乡村发展逐渐打破城乡二元体制的藩篱的背景下，将会吸引在外的本土籍人才回乡发展，助推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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