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老物件承载着历史的见证、时代的记忆与刻骨的怀念、美好的瞬间，老干部处会同离退休党支部联合开展“晒晒你家的老物件”活动，共同翻开尘封已久的记忆，重温过去的美好时光。现将原副教育长文洁民同志撰写的《我的第一台凤凰相机》刊登于此，期待您的分享！

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期，照相机还是个稀罕物，老百姓的温饱尚未解决，谁还有闲心和闲钱去玩照相机！那时年青人结婚讲究的是“三转一响（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但照相机却不属于“三转一响”的范畴，盖因照相机在日常生活中毕竟不像其他几大件那样须臾不可或缺，相机那时似乎不属于物资层面的器物，而是属于更高的精神层面的一件器物。

年青人爱美，总想留住青春的倩影，好在照相馆或旅游景点都有相机租用，按小时收费。那时，拥有一台相机可能是许多青年人的一个梦想，甚至成为一种时尚潮流，一种文化情怀。

我那时特想买一台相机，但当时上海产的海鸥牌135相机是名牌产品，需要凭工业券计划供应。托人找关系、走后门都无法搞到。同事小马的对象在南京市仪器仪表工业公司工作，市仪器仪表工业公司与江西光学仪器厂有协作关系，便以货换货，调剂来了一批凤凰牌205相机供职工内部销售。小马那时尚未成婚，当务之急是准备“三转一响”，因此他把相机票转让给了我。拿到相机票时，心里顿时“咔嚓咔嚓”地乐开了花！

1987年2月4日是正月初七，是立春的日子。我花了191元几乎是我两个月的工资买下了一台凤凰205相机。后来又陆续配了闪光灯、三脚架。为了保护镜头，专门买了一块麂皮用于擦拭镜头。我还赶时髦地买了一件摄影马甲，马甲上有很多小口袋，便于装胶卷。

去公园游玩时，身穿摄影马甲，肩背凤凰相机，这一身行头真是酷毙了，以至赢得了不少回头率，顿时大大地满足了一把“凤凰”于飞飘飘然的虚荣心。

这只使用胶卷的凤凰相机，金属外壳，沉甸甸的，很有质感，不像南京本土产的“百花牌”相机和常州产的“红梅牌”相机，都是塑料的，抓在手上轻飘飘的，一点摄影的凝重感、厚重感都找不到。凤凰相机有光圈、速度可调，通过一个小窗口取景，还可以自动拍摄。每拍一张，需要手动一下扳手，即拨过一张胶卷。扳手旁有个小窗口，上边有个转盘，转盘上是数字，每照一张，就会出现相应的数字，通常照到第36张时，胶卷便到头卷不动了，表示胶卷已全部照完了。

相机捧在手中简直就像是捧着一件稀世珍宝，可谓“一日三摩挲”。每次使用时都是小心翼翼，一家三口出门游玩，相机都是由我亲自操刀，从来不让妻子染指，生怕她把相机扳坏了。碰到需要拍摄自己或全家福时，都是使用三脚架和相机的自拍功能。

那时市面上已经有彩色胶卷出售了，但彩色胶卷价格较高，如柯达、富士都是进口名牌胶卷。我那时只舍得买黑白的胶卷，偶尔也会买上一卷国产的乐凯彩色胶卷过把瘾。黑白胶卷拍出的照片通常都是自己洗印，135的照片尺寸太小，无法观看，因此自己又DIY了一个放大机，花20元买来一只放大镜头，自己扩放照片，常常忙得不亦乐乎。我至今还保留着放大机的曝光灯泡以及两组放大镜。

每次使用彩色胶卷时，总是绞尽脑汁想方设法多拍一两张照片，俗称为“偷”，既然是“偷”，总不能“正大光明”地进行，而是利用天黑作掩护，暗中操作。装胶卷时，都是晚上关了灯，人躲在被窝里，将胶卷从盒子中轻轻拉出，摸索着将胶卷装在相机里，合上后盖，就可以“偷”拍一二张照片了。你还别说，人的心理似乎就是这样，“偷”总是令人向往的，而“偷”成功了，总是有点沾沾自喜、乐不可支。

一年后，小马和对象结婚了，小俩口去杭州度的蜜月，临走前，我主动把相机借给了他们。小马自然也想从胶卷中“偷”两张照片，谁知这个“马大哈”躲在被窝里装胶卷时，根本没把胶卷上下两排的齿孔卡在卡扣上，便兴冲冲地合上了盖子。白天，他们流连在苏堤上、断桥边，一卷胶卷很快就拍完了，其实一张也没照上。直到胶卷送去照相馆冲洗出来后，这才发现一卷胶卷全部是黑片，新娘子白白浪费了不少表情，“马大哈”的脸顿时也黑了，这正是“偷鸡不着蚀把米”，不，是“蚀了整整36把米”！

时光如白驹过隙，一晃已经35年过去了，我的第一台凤凰相机伴我度过了近乎10年的美好时光，我的许许多多的青春记忆都被凤凰相机定格成人生的珍贵画面了。望着凤凰相机那历经沧桑的容颜，忽然觉得“物非人亦非”了，自己如今也已是七旬老翁了，于是顿生岀一种“拔了毛的‘凤凰’不如鸡”的感慨了……

（当年自己放大的标准照）